中年人的烦恼 前几年,王海关停了运营12年的打假网站,理由是“运营成本高,浏览量走低,毕竟消费者都逐渐转向手机端了”。王海早已能够娴熟地从商业角度考虑问题,有些人叫他“王老板”,他的公司从3人已经发展到了三十多人,北京、天津、南京、深圳四地一共四个职业打假公司。 他不怕谈钱,有些媒体报道他年入千万,王海说没那么多,减去成本,利润大概几百万。赚钱的方式是索赔,公司既帮消费者维权、打假,也帮企业打假,打假获得的赔偿五五分成。 公司的业务重点放在打击“大老虎”上。在90年代王海刚开始职业打假时,就有商场经理指责他专打大商场因为只想以此赚钱。王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要澄清一点,假货并不一定可恶,可恶的是欺诈行为,大家不要混淆这个概念。我们实际上这么多年打的都是欺诈行为。” 在王海眼里,自由市场的小商小贩卖的不叫“假货”。尽管10块钱3双的袜子上面印着耐克的标,但这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力的问题,这样的商品没有侵犯消费者的权益,除非有被侵权人站出来,否则这样的假没法打,这样的商品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我如果是一个月收入1000元的人,我去市场买个20元的化纤羊毛衫,我挺高兴的,20元不挺好吗?我凑合穿就行了,但是你不能骗我,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这个是化纤的羊毛衫,那么20就20吧,我能保暖就完了。”王海说。 有人说王海一把年纪了还是那么好斗,但其实摘下那副墨镜,他有一个中年人对于庸常人生的理解与同情。他希望大家不要把消费环境的改善和消费者权利的保障寄望在职业打假人的身上。买到假货投诉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争取自己的权益,一点都不丢人,这本身就是社会正义。 曾经一起研究维权的秦兵已经去了加拿大生活,现在的他们每两三个月还会“交流一次思想”,不过谈论的已经是中年人焦虑的日常:怎么教育孩子,怎么让孩子上个好大学。 王海的孩子对父亲的特殊职业看得很淡,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不清楚王海的真实身份。作为一个父亲,他对于教育有自己的想法,比如他反对使用暴力,而是坚持与孩子沟通。比如,他反对让孩子简单地“听话”,因为“听话”的孩子一般好骗,容易被洗脑。但面对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而自己又说服不了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是他现实的烦恼。 作为老板,他也有烦恼。“管理律师可不容易。”秦兵说,“律师懂法、收入高、常年在外面工作,又具备和企业对抗的技术技巧,不光中国,在全世界律师都是很难管理的群体。”王海的公司里大部分是律师。刚开始招兵买马时,王海没少找秦兵商量怎么招聘、管理律师团队,太能干的不行,人家很快就走了;不能干的也不行,办不成事。现在,他摸出了一些门道,“就是驱动和约束的技术。” 已经25年了,王海还活跃在打假一线,墨镜还是不能摘下。用他的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么些年来,欺诈行为没有太大的变化,也许可以说,就没有变化,还是那些套路,隐瞒信息或假信息,只是媒介不一样了,本质没变。 消费者的变化好像也不太大,韭菜太多。王海调出罗永浩直播间售卖的皮尔卡丹羊毛衫的信息,79.9元,去掉销售佣金,平台还要拿到6%,罗永浩再拿走20%~30%,再去掉运费、包装、企业运营成本,真正出厂原价不到三四十块钱。王海说:“凭常识一看这价格就是假的羊毛衫,真的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但就还有人相信,人们不尊重常识。所以我总说,打假简单得令人发指,都不用检测。” 自从揭露辛巴和罗永浩后,王海再次站上风口浪尖。现在,王海的微博每天都收到成百上千条私信,最多的时候一天两万多条,大部分都是找他投诉,他看不过来。他希望每个消费者都能站出来和假冒伪劣作斗争,支持惩罚性赔偿,支持职业打假,倒逼中国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升级。那时候,也许就不再需要他了。 (实习生徐盈、曹宇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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