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卫生城市 国家卫健委规划司的调研团在武汉停留了两三天。此时,距离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市整顿已经过去了两周。 1月19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武汉市农贸市场(菜市场)标准化改造工作。“大战100天,完成全市400家农贸市场提档升级工作”,这是当时的工作目标。 实际上,这400家农贸市场是解决市民生鲜需求的主要渠道,占比达到70%-80%。 作为舆论揣测疫情诱发焦点之一的位于武汉市二环边上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距离汉口火车站不到一千米,周边商圈密集,市场总建筑面积有5万平方米,东西两区共有1000余个摊位,其中西区部分摊位存在活禽、兽类等野生动物交易。 武汉封城后,中心城区农贸市场几乎全部关闭,大量的零售需求都必须依靠商超来解决。 一位不愿具名的随行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时对疫情的判断还没有那么严重,农贸市场是卫生城市复检的必检单位,前后走访了汉口、武昌的八个市场,当时已经封闭的华南海鲜市场,是一个兼有批发和零售的综合市场,有水产,还有存在一些活禽、野生动物交易。” 根据2019年9月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野生动物市场专项整治活动相关信息,在华南海鲜市场有近8家商户可以合法经营野生动物,包括售卖虎斑蛙、蛇、刺猬等。该海鲜市场在媒体的不断探访后被爆出,存在没有办理经营或养殖许可证、没有经过正规检疫部门监测等诸多非法经营的情况。 “目前可以合法交易的野生动物很少,所以一般是商家在市场里捎带着卖的模式,只要是经过审批的合法的交易,市场不会做过多的干预。目前对哪类农贸市场可以进行交易,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普通的标准化的市场,对市场内部的装修、卫生都有要求,长期研究农贸市场规划发展的新沃资本董事长朱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般蔬菜水果和肉类要分开设置,对于水产和禽类这种容易产生异味的都要求独立分区,包括污水的排放也要单独排放”。 几个农贸市场走下来,上述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总体感觉武汉的农贸市场管理水准不高,比如有些市场存在私搭乱建等,与其他省份城市对比,市场的发展建设、管理水平有一定的距离。一般简单评判一个市场的标准,通俗直观感觉主要是看“六面一秤”——门面、场面、地面、台面、墙面、脸面和智能电子秤”。 争议“农改超” 作为农贸市场具有公共服务功能,在城市规划中是社会机理的组成部分。“这些遍布城乡的农副产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建设的比较早,普遍存在设施简陋、管理粗放、监管不力等问题。”朱灿分析说。 实际上,负责居民饭桌的农贸市场,一直是中国大小城市的标配。星罗棋布的农贸市场,如同针线般将附近居民的生活编织在一起,成为城市、乡村共同生活体的一部分。这些农贸市场大多充当“菜篮子”“米袋子”,与普通人的一日三餐打交道。 “早期都是国有菜场,到改革开放以后农贸市场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城市的蔬菜供应,二是农民工进城的就业。这期间,政府把农贸市场作为居民区建设的配套措施,管理上是政府主导,统一规划、各自经营,相对投入是比较少的,也不是企业化或者集团化运作的模式。 ”永辉超市董秘张经仪说道。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减少统购统销和限售的品种和数量,农贸市场和传统农副产品市场得以恢复和发展。彼时,钢棚市场凭借简易低廉的造价和遮风挡雨,可固定经营、每日不受天气影响稳定出摊等优势,迅速深入全国大小城镇。 现有的大多数农贸市场,雏形可以回溯至1988年开始的国家“菜篮子工程”,这项民生工程的初衷是缓解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农副产品供应偏紧和物价上涨过快的矛盾。“这一时期,产、销地批发市场开始大规模外迁整合,实现集团化运作,农户——产、销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消费者的农副产业流通模式,影响至今。”朱灿说。 但随后,农贸市场成为城市化进程中“脏乱差”的代表,而在决策者眼中,小型化、连锁化、超市化被认为是更“高级”的城市副食供应业态,是一种企业行为。因而,21世纪初,加快建设超市、便利店、社区菜站的意见和清退农贸市场的决定,同时出现在决策者的案头。 2000年左右,以福州模式为典型代表“农改超”在福州获得一些成功后,开始在全国范围落地。地方各级政府积极主导推动“农改超”,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市容市貌,更重要的是政府希望以连锁企业的自我约束力,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早期做‘农改超’的时候,大概有三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就地改造升级,把原农贸市场拆了重建超市;一种是在农贸市场周边建超市,通过市场竞争,让农贸市场自然退出;还有一种是直接新建超市,这三种比例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张经仪说道。 “农改超”进入全国实际运作后,种种困难接踵而至。“上海有800多家农贸市场,我们和上海国盛集团合作近5年时间,也只改造了30多家。重庆改造的第一家农贸市场,当时有400多个小业主,前后大概做了两年的时间。”张经仪解释道,老的农贸市场物业条件差、规模小,改造的投资成本非常高。同等面积相比,“农改超”比新建生鲜超市成本要高出20%至30%。 轰轰烈烈的“农改超”经历两年多运作进入调整期,同时国内学术圈在2003年对全国各地运动式开展“农改超”,表达了种种担忧,如:超市如何像农贸市场满足多样化的农产品需求;经营生鲜产品风险大,超市一旦遇到风险会不会放弃不经营鲜活产品而改做其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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