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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27
代持伊始一审判决认定，2008年1月至2013年1月，姜喜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将本单位的2.8365944亿股恒 ...

体外循环

2007年以后，姜喜运通过恒丰银行各地分行行长联系省外公司，将上述由烟台本地公司代持股份交由省外公司代持，形式上仍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支付转让款，转让资金来源于以代持公司及关联公司名义从恒丰银行贷款或由代持公司垫资。

《等深线》记者了解到，股权的风险和收益由恒丰银行承担，与代持公司没有关系。代持企业用自有资金的，恒丰银行负责偿还本金和支付资金占用费；如果没有自有资金，恒丰银行就用本行贷款支付代持股权所需资金，由代持股权的企业盖章完善手续，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都由恒丰银行调拨资金偿还。最终实际由姜喜运调配资金（赚取的股份转让差价、分红送股等收益）归还。

根据姜喜运的安排，2004年至2006年三个自办公司共获得恒丰银行现金分红款2670万余元，均转到青岛凯悦公司账户统一管理使用，加上其他公司代持股份获得的现金分红款和代持公司支付的部分股份转让款共计1.72亿余元，于2007年6月支付清退职工集资款1.69亿元，余款转回青岛凯悦公司。

一审法院认定，自2008年至2013年，姜喜运利用恒丰银行股份高价转让、分红送股等赚取的大量资金，将恒丰银行委托其他公司代持所产生的贷款、垫资陆续归还，使代持股份成为不需要支付对价的净资产。之后，姜喜运不再安排恒丰银行人员参与代持股份管理、操作，而是将其控制的恒丰银行股份转至其朋友朱明亮实际控制的江苏正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正阳公司”）、南京元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元隆公司”）和江苏阳光紫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阳光紫金公司”），其女婿徐某翔注册的北京汇金泰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金泰信公司”）、南京中金普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中金普泰公司”），以及姜喜运以其亲友及他人名义注册成立的南京兑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兑润公司”）、南京余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余融公司”）、南京倍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倍民公司”）、南京允浩投资有限公司、南京合彦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名下代持，上述公司承接股份时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并在恒丰银行备案，但均未实际支付受让资金。恒丰银行也无人知晓股份具体情况。

2010年，姜喜运动员恒丰银行高管联系买家，将由上海安新华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新华诚公司”）、上海华能天地房地产有限公司代持的源自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5000万股恒丰银行股份及分红送股和配股全部对外转让，并将获取的2.69亿元转让资金转到青岛凯悦公司账户。

姜喜运在恒丰银行高管会上宣布本行自办公司的1.5亿股份已全部处理完毕。上述2.69亿元资金部分用于恒丰银行向职工发放资金，剩余2.3亿元用于处置恒丰银行福州分行不良资产。一审判决认定，姜喜运于2012年在恒丰银行高管会上宣布上述1.5亿股份的转让资金全部花完，制造恒丰银行委托其他公司代持的该行自办公司1.5亿股份全部处置完毕、资金已入账的假象，致使恒丰银行无人知晓姜喜运还掌握大量无须支付对价的账外股份及资金的事实。

2013年3月至4月，姜喜运将南京兑润公司、南京余融公司、南京倍民公司代持的4.113亿余股恒丰银行股份，以每股5.8元转让给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之杰公司”），股份转让价款共计23.856亿余元，后将该部分款项先后借给上海国之杰公司、山东大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大陆集团”）使用，获取2.46亿元利息。姜喜运使用该26亿余元中的部分资金从其他公司购买恒丰银行股份、购房、借贷理财直至案发。并于2014年2月至4月安排被告孙金光先后在杭州、上海注册成立杭州谊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谊励公司”）、杭州科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科建公司”）和上海进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进鸿公司”）、上海庆励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承接上述资金。

2014年3月至8月，姜喜运通过赵春英联系，先后从其控制的南京倍民公司、杭州科建公司、杭州谊励公司账户和山东大陆集团账户向高天国控制的上海国之杰公司、上海国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款16亿余元，以他人名义借给高天国使用。同年4月至5月，姜喜运还使用上述卖股资金在上海市以上海进鸿公司名义购买写字楼一套，以杭州科建公司名义购买住宅两套，共计支付7800万余元。

毋问我从哪里来

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27
体外循环2007年以后，姜喜运通过恒丰银行各地分行行长联系省外公司，将上述由烟台本地公司代持股份交由省 ...

股权流转

姜喜运被指控贪污的事实共计四项，分别为源于三个自办公司的1.5亿职工股、济宁两个代持公司的3000万股、渔业公司的5000万股破产股、蓬达公司的1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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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27
股权流转姜喜运被指控贪污的事实共计四项，分别为源于三个自办公司的1.5亿职工股、济宁两个代持公司的300 ...

一审法院认定，来源于三个自办公司1.5亿股恒丰银行股份在流转过程中，先后被姜喜运控制隐匿的股份合计为1.35458亿股，按当时恒丰银行每股净资产产值计算，价值人民币3.4亿余元。

其中加实公司持有的4000万股恒丰银行股份，2006年7月原价转让给烟台华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华新公司”）代持，对应资金由恒丰银行以烟台迪帕迩工业有限公司名义贷款支付。2007年7月，烟台华新公司将该4000万股转让给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自然控股集团”）代持，股价为每股1.4元，大自然控股集团以自有资金转给烟台华新公司5600万元，一年后由姜喜运调配资金归还本息。经2007年度利润分配每10股派送3股，大自然控股集团代持的4000万股增至5200股。2008年3月，姜喜运决定以每股10元的价格从上述5200万股中，真实转让1000万股给安新华诚公司，获得转让款1亿元，其中1400万元直接支付大自然控股集团，姜喜运以江阴恒新公司账户接收剩余的8600万元，并于同年4月14日用该款项归还大自然控股集团继续代持4200万股的垫资4677.495万元。至此，大自然控股集团代持的4200万股全部成为不需要支付对价的净资产，剩余3922.505万元资金仍留存江阴恒新公司账户中。2009年10月，上述4200万股被姜运登记转让到南京元隆公司名下，按当时恒丰银行每股净资产2.32元计算，价值人民币0.9744亿元。

加实公司另外1000万股股份于2006年7月转让给烟台渤海制药集团代持，2007年7月转由绍兴县旺家纺织公司代持，与中富公司转让给绍兴县旺家纺织公司代持的2500万股混合。

富余公司的5000万股于2006年7月转让给正海集团代持4000万股，代持资金4000万元来自加实公司。2007年7月正海集团代持的4000万股转让给浙江精功集团代持，代持资金5600万元来源于浙江精功集团从恒丰银行贷款4000万元和垫资1600万元；自2008年8月至2009年5月，姜喜运调配资金，归还了浙江精功集团的贷款和垫资。这4000万股股份经2007年分红送股，增至5200万股，于2009年5月7日全部成为净资产；2009年12月上述股份转由江苏阳光紫金公司代持，按当时恒丰银行每股净资产2.32元计算，价值人民币1.2亿余元。

富余公司另外1000万股于2006年7月转让至渤海制药集团代持，转让资金由姜喜运调配加实公司资金解决。2007年7月上述股份转让给浙江益南化纤公司代持，转让资金1400万元系该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经过2007年送股，增至1300万股，姜喜运调配资金归还垫资，使上述1300万股成为不需要支付对价的净资产。2009年12月被转至北京汇金泰信公司名下代持，按当时恒丰银行每股净资产2.32元计算，价值人民0.3亿余元。

中富公司5000万股恒丰银行股份，其中2500万股于2006年7月转让给烟台永大装饰公司代持，转让资金3250万元系姜喜运调配资金支付。2007年2月，烟台永大装饰公司将2500万股转让给绍兴县旺家纺织公司代持，代持资金来源于姜喜运从其他公司调配资金。2007年7月，绍兴县旺家纺织公司将上述2500万股与来源于加实公司的1000万股合计3500万股，经2007年送股变为4550万股，2008年转至浙江金晖置业公司代持，股份转让资金由该公司从恒丰银行贷款解决。2009年姜喜运将上述股份中的3000万股真实转让给江苏正阳公司，获取转让资金1.76亿余元，用以归还浙江金晖置业公司的贷款。另外1550万股成为不需要支付对价的净资产，由江苏正阳公司代持，经送股变为2845.8万股。2011年12月上述股份与江苏正阳公司代持的其他股份合计6549.66万股被姜喜运空转至南京倍民公司名下。按当时恒丰银行每股净资产3.31元计算，上述2845.8万股价值人民币0.94余亿元。

毋问我从哪里来

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28
一审法院认定，来源于三个自办公司1.5亿股恒丰银行股份在流转过程中，先后被姜喜运控制隐匿的股份合计为1 ...

资金“技巧”

姜喜运被控贪污的第二笔源自济宁两公司代持的3000万股恒丰银行股份。2002年12月，济宁世通公司和中油公司分别为恒丰银行代持2000万股和1000万股股份，入股资金系恒丰银行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交由两公司在济宁市城市信用社贴现后支付（承兑汇票最终由姜喜运调配资金解付）。2006年7月，上述3000万股被转让至烟台润华经贸公司名下代持，2007年7月，又被转至四川华立投资公司名下代持，经过历年利润分配后增至7605万股，2009年4月，银行承兑汇票解付资金及相关贷款全部还清，上述股份变为净资产。

2010年12月，姜喜运从四川华立投资公司转让3900万股至南京余融公司。剩余股份经历年利润分配增至4641.264万股，于2013年2月被姜喜运转至南京倍民公司，扣除配股975万股以及该配股之后的送股，变为3420.144万股。上述南京余融公司名下3900万股和南京倍民公司名下3420.144万股被一审法院认定为贪污，按当时恒丰银行每股净资产2.74元和3.81元计算，分别价值人民币1亿余元和1.3亿余元。

姜喜运被控贪污的第三笔源自中国水产烟台海洋渔业公司（以下简称“渔业公司”）的5000万破产股。2002年11月，渔业公司及其下属海洋房地产公司从恒丰银行贷款购买了5000万股恒丰银行股份。2005年，渔业公司濒临破产，但在恒丰银行尚有大量贷款未还。姜喜运与渔业公司协商约定：渔业公司所持5000万股交由恒丰银行处置，以每股1.21元的价格对外转让，转让款6050万元，其中5000万元用于归还在恒丰银行的贷款，剩余1050万元归渔业公司使用，恒丰银行将渔业公司所欠其余贷款核销。

姜喜运安排恒丰银行青岛分行联系青岛新纪元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新纪元公司”）为恒丰银行代持3000万股，另由恒丰银行自办公司青岛凯悦公司代持2000万股，股份转让价格每股1.21元（转让资金系以其他公司名义从恒丰银行贷款）。经送股，青岛新纪元公司代持的3000万股增至3900万股，青岛凯悦公司代持的2000万股增至2600万股，后被转至青岛新纪元公司名下代持，经多次以贷还贷，2008年4月，姜喜运用江阴恒新公司账户资金归还了贷款本息。至此，青岛新纪元公司名下代持的6500万股恒丰银行股份成为无负债的净资产。2009年12月，姜喜运安排将其中3500万股空转至南京中金普泰公司，另3000万股空转至北京汇金泰信公司。按当时恒丰银行每股净资产2.32元计算，上述6500万股价值人民币1.5亿余元。

姜喜运被控贪污的第四笔源自于，蓬莱市蓬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达房地产公司”）于2002年12月出资5000万元购买的恒丰银行5000万股股份。2006年，蓬达房地产公司事先未征得恒丰银行同意，拟将上述股转让给山东资产管理公司（委托下属烟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在进行股份变更登记时，被姜喜运阻拦，山东资产管理公司为此起诉至法院。姜喜运为避免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未征得蓬达房地产公司同意，将该5000万股分先后登记至其他公司名下代持。蓬达房地产公司要求恒丰银行赔偿其因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姜喜运与蓬达公司约定，恒丰银行以每股4.5元转让蓬达房地产公司持有的5000万股，该公司用转让款将在恒丰银行的贷款还清并配合办理股份变更登记。2007年1月，姜喜运与蓬达房地产公司达成协议后，又安排将上述股份转回蓬达房地产公司。

此后，姜喜运将上述股份中的3000万股，真实转让给烟台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广信公司”），将另外2000万股转由烟台润华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润华公司”）名下代持。协议价格均为每股4.5元。

在实际运作中，姜喜运以每股7元的价格收取烟台广信公司购股款2.1亿元；另将烟台润华公司代持的其中1000万股以每股7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天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韦公司”），收取购股款7000万元。姜喜运从收取的2.8亿元转让资金中，支付给蓬达公司2.25亿元，其余5500万元转至江阴恒新公司账户。烟台润华公司名下代持的另外1000万股，变成无须支付对价的股份，2008年1月被姜喜运登记在上海天韦公司名下代持，后因该公司被江苏汇金集团收购，上述股份又变更登记在江苏正阳公司名下。2011年12月，姜喜运将上述股份及送股、配送空转至南京倍民公司。

这意味着，姜喜运通过和蓬达公司约定以4.5元每股将该公司持有的5000万股转让出去，实际上以7元每股的价格转让了4000万股，进而赚取了5500万元和1000万股的差价。

上述蓬达房地产公司1000万股被一审法院认定为贪污，在2008年1月转至上海天韦公司名下代持时，按当时恒丰银行每股净资产2.43元计算，价值人民币0.243亿元。

毋问我从哪里来

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28
资金“技巧”姜喜运被控贪污的第二笔源自济宁两公司代持的3000万股恒丰银行股份。2002年12月，济宁世通公 ...

功过参半

纪委“双规”阶段，姜喜运最初没有供述其控制的恒丰银行账外股份和资金，并虚构了一个叫刘立斌的人，说应他要求购买的股权并帮助他向外转让牟利。

一审法院认定，姜喜运在2013年11月被免去恒丰银行党委书记，2014年1月被免去恒丰银行董事长职务后，未向后任汇报、交接其个人掌控的上述恒丰银行股份和资金。2014年2月，烟台市审计局受烟台市委组织部委托对姜喜运在恒丰银行任职履责情况进行审计期间，其既未参加审计组进驻工作会，也未提交述职报告，没有向审计组报告其单独掌握恒丰银行股份、资金的事实。并在离任后继续注册成立公司承接资金、处置股权和资金，认定其贪污涉案股权。

相关证人证言显示，2014年春节后，烟台市审计局将离任审计通知书送达恒丰银行，在栾永泰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王某和首席审计师曲某都在场，栾永泰让曲某通知姜喜运参加，曲某回办公室给姜喜运打电话，姜喜运当时说他不参加了。而姜喜运否认有人通知他，他也不知道烟台市审计局要对他进行审计。

姜喜运称其曾向继任者三次提出交接。然而继任者否认，称其未提及有公司或个人替恒丰银行持有股份和资金。

姜喜运辩称，运作恒丰银行股份均系履行董事长职责，目的是维护烟台市政府国有资本的大股东地位。所有涉案股份和资金均属于恒丰银行所有，其个人没有非法占有。其免职退休后多次向后任董事长说明其手中有恒丰银行股份、资金，要求交接。但后任以各种理由推托，未能及时交接，直至被纪委双规。姜喜运还称曾以拖延不办理退休来敦促交接。

姜喜运称，如果不加上账外股份，烟台市政府就不能保障最大股东地位，不能控股。相关证人证言显示，恒丰银行2002年改制为商业银行，当时为便于烟台市委市政府有话语权，市里决定以烟台蓝天控股公司为主体，代表市政府参股，占比15%~17%。历任烟台市委市政府也强调过确保烟台市政府第一大股东地位。但相关证人证言也表示，姜喜运没有向市政府汇报过运作体外股权一事。

姜喜运的二审辩护人认为，由于涉案股份原本就是账外股份，只能登记在其他公司名下。姜喜运将股份从山东省外公司转移至专门成立的（亲友）公司名下持有，系更换代持公司以便于管理股份和控制风险；一审判决认定姜喜运没有向后任“提出交接”的证据仅有后任的证言；从根本上来讲，将涉案的账外股份认定为恒丰银行的财物，本身依据不足。

辩护人认为，涉案的账外股份是银保监会明令禁止恒丰银行不得自持的，并要求恒丰银行清退股份的情况下，姜喜运找公司代持下来而产生的。考虑到“股份”本身具有公开性的特征，恰恰只有通过“折价售股”的虚假交易方式才能实现对“股份”的隐匿和平账的目的，姜喜运未实际支付对价、掩盖虚假交易关系的做法，恰恰说明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姜喜运的亲友从这些公司并没有获取过任何利益，这些公司及账户属于“专户”，完全用于操作涉案股份。

辩护人表示，将姜喜运倒卖股份赚取的差价认定为归恒丰银行所有，本身也依据不足。从一审判决来看，认定这些差价属于恒丰银行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姜喜运在运作这些股份时使用的是恒丰银行贷款，即原始资金是由恒丰银行提供的。但银行贷款不等于银行出资，而且后续姜喜运调配资金均进行了归还。二是利用了恒丰银行董事长负责审核股份转让的职务便利，姜喜运获得了赚取差价的机会，但职务便利带来的营利机会毕竟不等于职务行为，相应的所得也不等于职务所得。

在栾永泰看来，恒丰银行并没有恒丰银行的股权。恒丰银行不能持有恒丰银行股权。

2013年以前，在开会或有客人吃饭这样的场合，姜喜运不止一次说过在外面有钱，是给恒丰挣的。还曾有一次对外面领导说，我们现在银行没问题啊，每年提拨备提十个亿出去，账外还有几十个亿。但（姜喜运）退休以后，没有对其说过账外股权、资产的事。账外股权是否亲友代持，像栾永泰这样的高管不掌握。

“姜喜运退休没有进行正常的工作交接。”栾永泰离任也没交接，“没人通知交接，和新行长连见面都没机会。”

另一位高管告诉《等深线》记者：“我肯定知道他手里掌握着体外的股权和钱，但在哪个公司名下，有多少我不知道。因为，一是每年发绩效（发至2012年），二是福州分行不良（贷款）核销。转了几个手，转到其亲友公司名下不知道，但一直知道他在体外掌握了股权。知道除了三个自办公司外还有股权，像渔业、九发等股权回收了，有多少不知道，但事是知道的。”

《等深线》记者了解到，姜喜运刚离任时，曾通过办公室主任王某约继任者聊工作交接。王某向继任者汇报后，很快安排了，在姜喜运的房间，两人曾单独聊了一会儿。转过年，有一次王某碰到姜喜运，姜喜运说和继任者一起吃过饭，聊得不错，向新董事长提过要想对银行长远控制的话，对股权得加强控制，聊了聊股权的事。具体聊的什么，王某不知道。

恒丰银行的一些高管，对姜喜运评价很高。住宿不住套间，生活简单。其为人，在行内威信很好。

姜喜运归案将近两年后，2016年7月7日，烟台市审计局向恒丰银行送达了姜喜运离任审计报告的征求意见稿。

一位曾获姜喜运提拔的下属向《等深线》记者评价他：他太自信了。惋惜。

（编辑：郝成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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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总跟在盗墓者身后”，打击文物犯罪如何跳出“怪圈”

2020
11/01
08:47
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出现了一个怪圈”，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军说。“公安机关一直在打击，但盗墓者一直还在干。”多位一线警方人士认为，盗墓犯罪获利极大，而犯罪成本却不高，这使得盗掘古墓犯罪一直难以禁绝。也有考古学者抱怨，“我们似乎总是跟在盗墓者身后，被动的进行应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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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湖南常德临澧县公安局民警和临澧县文物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在被盗墓穴现场勘查。图/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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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29
文物考古“总跟在盗墓者身后”，打击文物犯罪如何跳出“怪圈”

2020

阻击盗墓贼

2020年10月19日，涉嫌重大文物犯罪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刘继园落网。

在被通缉之前，刘继园在南京长期经营一家“古工艺品店”，以合法经营古玩为幌子，暗中倒卖国家珍贵文物。自2015年至2018年期间，刘继园涉嫌多次从盗墓者手中违法收购舍利、编钟、铜虎、金棺银椁、鎏金棺、铜镜等国家珍贵文物进行倒卖。2018年案发后，刘继园突然销声匿迹，陕西、安徽警方相继对其上网追逃。公安部先后两次发布A级通缉令，通缉涉嫌重大文物犯罪的刘继园。

2017年以来，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经过三次持续专项打击，侦破各类文物犯罪案件348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867名，打掉犯罪团伙751个，追缴文物40000余件。公安部连续发布四批A级通缉令，通缉42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已抓获38名。

今年8月31日，公安部、国家文物局部署继续开展为期1年的新一轮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盗窃盗割石窟寺石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窃古塔等文物建筑犯罪，以及针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国家珍贵文物等犯罪。

一面是打击文物犯罪进入常态化，另一面在打击文物犯罪时仍面临管辖权、专业人才、机构编制、司法困境等诸多难题。利剑虽然高悬，但征途依旧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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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29
阻击盗墓贼2020年10月19日，涉嫌重大文物犯罪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刘继园落网。在被通缉之前，刘继园在南京 ...

滞后性和管辖权困境

“现在出现了一个怪圈”，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军说。

寿县曾是战国后期楚国国都，到唐、宋时，寿县以繁华著称于世。因为墓葬资源丰富，这里被称作“地下博物馆”。沈军所在的寿县公安局一直奋战在打击文物犯罪的最前线，然而让他苦恼的是，“公安机关一直在打击，但盗墓者一直还在干。”多位一线警方人士认为，盗墓犯罪获利极大，而犯罪成本却不高，这使得盗掘古墓犯罪一直难以禁绝。

近年来，一直有学者呼吁打击盗墓犯罪要走“趋严”的路子。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把涉及文物犯罪的死刑全部取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指出，刑法中将盗墓取消死刑，于是立竿见影地造成了盗墓现象更加猖獗，这非常值得引起大家的反思。

对于警方而言，打击盗墓犯罪常常遇到无人报案的尴尬。文物案件数据的来源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公安机关掌握的数据，二是报到国家文物局督察司的数据。山西警察学院教授、晋中市公安局榆次分局副局长靳平川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文物系统掌握的数据其实很少，而公安机关掌握的数据也只是一个立案数，由于各种原因，各类案件的立案和发案存在数据差。大量的古墓被盗掘后由于没有直接受害人而导致“民不告”，所以盗墓案件的立案数远远小于发案数。

更为被动的是墓葬被盗的情报信息常常存在滞后性。例如淮南武王墩古墓早在2015年就遭到盗掘，直到2018年初，河北定州市公安局侦破一起盗掘古墓案件，该团伙成员检举揭发，淮南警方才接到线索。“打击永远都是滞后的，你都没有发现，怎么立案？又怎么侦查？”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坦言道。也有考古学者抱怨，“我们似乎总是跟在盗墓者身后，被动的进行应急保护”。

在山西“6·15”陶寺北墓地系列盗掘古墓案中，发现遭到盗掘是在2016年，而盗墓早在2013年就开始了。陶寺北墓地原先并非是保护区，直到发现遭盗掘才开始申报。“保护区都是盗出来的。”山西省公安厅打击文物犯罪临汾办案中心负责人韩智慧有些无奈地说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盗墓案件案发时，并没有被划定为保护区，大部分古墓在还不是保护区的情况下就已经被盗的乱七八糟了。“只要找不见墓坑，就很难固定证据，中间线索一断，再追查就难了。”

文物犯罪最大的特点就是遍布全国，文物领域地下渠道其实是四通八达，盗墓犯罪团伙时常跨区域流窜作案，给警方打击文物犯罪带来挑战。这需要公安系统建立高效精准的情报信息系统和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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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30
滞后性和管辖权困境“现在出现了一个怪圈”，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军说。寿县曾是战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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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四川青神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一盗墓团伙案，缴获、追回明代文物102件以及盗墓作案工具。盗墓贼在指认所盗文物。摄影/本刊记者 刘忠俊）

毋问我从哪里来

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30
（2010年7月，四川青神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一盗墓团伙案，缴获、追回明代文物102件以及盗墓作案工具。盗墓贼 ...

“我们已经超前在谋划这件事情。”黄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多数古墓被盗后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往往报案时已错过最佳侦破时机，针对此普遍性问题，淮南市公安机关建立了重点人员库，通过对流动到淮南的全国盗墓高危地区人员活动轨迹进行数据研判，结合文物部门提供的疑似被盗掘案件信息提取有价值线索，对重点人员实行立线经营侦控，从而实现精准打击。《中国新闻周刊》亦从上海警方获悉，当地公安机关与其他外省市也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同时重点关注重点地区的文物商人。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则依托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局，建立了打击文物犯罪信息中心，为全国打击文物犯罪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困扰公安机关打击跨区域盗掘古墓葬犯罪的另一个难题，是案件管辖权困境。山西省临汾市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盗掘古墓葬案件中，因犯罪嫌疑人将文物盗掘后在其他地方倒卖，且连续倒卖多手，检察机关认为被盗文物的倒卖行为地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地不在本地，本地侦查机关没有管辖权，因认识不统一及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致使在文物追缴和全链条打击上无法正常的开展工作。

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为例，目前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只有2007年5月11日实施的法释（2007）11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五条规定了跨区域实施犯罪的管辖问题，而对于文物犯罪领域并没有详细的规定，因此造成认识不统一问题。

对于地方公关机关而言，在打击文物犯罪过程中，普遍都会遭遇管辖权的司法困境。一位警方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出现类似困境，与员额制改革有关系，检察院、法院实行员额制，“谁办案谁负责”，检察官们不愿为外省案件承担额外的风险。多位警方人士建议，相关部门应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缮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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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30
“我们已经超前在谋划这件事情。”黄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多数古墓被盗后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往往报 ...

如何以“专业化打击职业化”

打击文物犯罪，相比于传统的侵财类犯罪而言，具有专业壁垒。对于地方公安机关而言，打击文物犯罪首先面临的是专业人才不足的难题。

山西省公安厅打击文物犯罪临汾办案中心负责人韩智慧办过相关的专业人员培训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培育打击文物犯罪专业人员，难点就在于需要对历史、对文物有深厚的了解。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文物犯罪案件侦查处发布的招聘中，就要求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人才。在地方上，山西警方通过三年的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培养打击文物犯罪专业人才，同时建立了打击文物犯罪专业人才库。

“专业人才必须经过实战培养。”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淮南市公关机关也是采用类似做法，即市局合成作战中心牵头，组织人才培训、大要案指挥打击，网安、技侦、视频、情报等部门同步上案，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打击文物犯罪的人才梯队。

面对日益职业化的文物犯罪，公安部门想要实现“专业化打击职业化”，需要专业机构进行支撑。如何解决机构编制问题，无疑是一道难题。公安部刑侦局新近成立了文物犯罪案件侦查处，就是旨在更专业的打击文物犯罪。而在地方上，受制于机构编制问题，目前只有陕西省公安机关设立了打击文物犯罪的专门机构。

在精简编制的大趋势下，地方基层公安机关增设打击文物犯罪的专门机构并不现实。黄升忠坦言，安徽不是文物大省，并没有专门的警种来专业化打击文物犯罪。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淮南市公安局设立了合成作战中心，从接处警、立案、现场勘查、信息研判、审讯再到文物鉴定移交等环节统一指挥，合成作战。专业人员平时分散在市局和各分县局，遇到警情则可以快速集结形成工作专班。

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军告诉记者，面对一些文物犯罪案件，分县局往往没有专业队伍，也没有技侦、网安等技术力量，“能力达不到，必须依靠市局，进行资源整合。”

文物犯罪案件的侦办往往是一场艰苦的“马拉松”。“我们最长的案子花了一年半”，韩智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抓捕是件很复杂的事，“我们要把所有的侦查时间用到极致”。对于团伙化、职业化的文物犯罪案件而言，深度经营是必要的，“我们需要精细的研判，在收网之前要把每个环节要摸清楚。”黄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度经营常常要耗费数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打击文物犯罪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往往打击一个流窜多地的盗墓团伙，警方需要派遣多个抓捕组，几十名警力分赴多地进行侦查、抓捕，办案成本动辄上百万元，只能挤占其他办案经费。

为了保护文物，国家会有专门的预算经费，但它是向一些文物大省倾斜的。“安徽根本就没有，像我们这更谈不上经费保障。”黄升忠坦言。多位受访警方人士表示，打击文物犯罪的经费保障，仅仅靠领导重视是不行。领导重视，只能解决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不能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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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30
如何以“专业化打击职业化”打击文物犯罪，相比于传统的侵财类犯罪而言，具有专业壁垒。对于地方公安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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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4日，辽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安部部督2015一号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系列案件作出一审判决，首要主犯姚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主犯现场确认签字。摄影/本刊记者 禹瑞斋）

受制于人员编制和经费的还有文物保护部门。因工作关系，沈军时常会与基层文物部门交流。沈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光靠文物部门同样解决不了文物保护问题。以寿县为例，全县存有古迹160多处，其中唐、宋、明、清建筑10多处，古墓葬多达80多座，古遗址29处，而寿县文化和旅游局机关行政编制员额只有15人。“管辖面积大，靠十几个人怎么能管得了？”沈军建议，对于一些重点的墓葬区域应实行专人看管或者技术防范，并把它纳入政府职责，提高重视程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认为，文物行政执法效果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执法队伍不够充实和专业。现在许多地方的文物部门已经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而是由文化综合执法队伍进行文物行政执法。文物管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而综合执法人员不一定具备，严重影响了执法能力和效果。王云霞建议应该建立一支专业的、专门的文物执法队伍，赋予其独立的执法权，才能真正有效地履行文物执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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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30
（2016年4月14日，辽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安部部督2015一号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系列案件作出 ...

鉴定难题

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中，26件编钟被有关部门鉴定为二级文物，淮南警方对此持有异议。“我们认为应该是一级文物”，淮安市山南新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高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提出可以进行微量元素认定，也申请了鉴定复议，但没有成功。

警方之所以较真于鉴定等级，是因为文物的等级鉴定结果直接关系到犯罪分子的量刑标准。通常盗掘一级文物量刑标准是10年以上，盗掘二级文物的量刑标准则是10年以下。

“我们感觉最难的就是鉴定方面。”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行文物犯罪法律仍为1997年对文物犯罪的法典化构造，已不适应当前打击犯罪的需要，如在文物鉴定方面，存在鉴定机构少，且重新鉴定难的现象。

2018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文物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五部门联合印发《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办法》，其中明确国家文物局负责遴选指定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制定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推荐本行政区域内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对涉案文物鉴定评估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国家文物局在全国遴选指定了41家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41家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对1300余起刑事案件提供涉案文物鉴定，涉及可移动文物7万余件（套），不可移动文物近600处。

然而在基层，鉴定需求仍然难以满足。黄升忠认为，解决鉴定难，需要在国家层面考虑文物鉴定机构的设置。此外，鉴定机构间存在说法不一的现象，省域之间也存在标准差异。相比于普通犯罪的司法鉴定，已经形成了一套连贯的机制，涉案文物的鉴定机制仍有待补课。

山西省资深文物鉴定专家李文（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进行文物鉴定主要还是依靠鉴定人员对文物的认知，也会采用X光透-视器物内部结构，来辨别真伪。当文物被收缴回来之后，鉴定人员会先做原始信息录入，包含尺寸、重量、来源等信息，然后拍照，下一步再进行真伪、级别、珍贵程度等方面的鉴定。鉴定结果需要在场的多位专家达成一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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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31
鉴定难题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中，26件编钟被有关部门鉴定为二级文物，淮南警方对此持有异议。“我们认为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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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警方打击文物犯罪追缴的被盗文物。供图/山西临汾警方）

李文告诉记者，文物的评级标准主要参考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如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往往定的级别相对较高，是因为晋东南鲜有商代墓。在酒务头发现一个商代墓，意味着它证明当时该地区也有商文化的存在，因而能解决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而同样的青铜器，若出土于河南，它的重要性就会降低。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曾参加过若干次被盗文物的鉴定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并不是没有文物的评级标准，文物鉴定机构也都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来进行文物定级，只是有些方面可以再细化。

总的来说，专家进行文物鉴定只定文物材质、器型、年代和等级，但并未将“是否系出土文物”、“是否系禁止买卖文物”纳入鉴定范畴，这也给文物溯源增加了难度。

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重要文物溯源过程中，一些文物被盗掘后经多次倒卖，有的走私出境后又回流国内，文物溯源难度较大。有的犯罪嫌疑人将线索指向已死亡的人，致使线索中断，重要文物无法溯源。

更为关键的是，文物是否属于国家禁止买卖的，鉴定机构不予认定，这使得公安机关在追索和溯源文物时，文物在流通交易环节的“罪与非罪”难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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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31
（山西临汾警方打击文物犯罪追缴的被盗文物。供图/山西临汾警方）李文告诉记者，文物的评级标准主要参考 ...

文物交易的罪与非罪

文物犯罪是一条长长的黑色链条，然而一线的公安干警却常常遇到文物流通领域“罪与非罪”的界定难题。“假如我是一个收藏爱好者，从市场取得，但我并不知道它是出土文物，如何界定？”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沈军抛出来他的困惑。沈军认为，对于文物流通领域，我国的法律过于宽泛，这会造成过量打击和认定难题。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山西一位居民在地摊上买了一堆碎铜片，回家后他将碎片一一拼接修复，然后再将文物卖掉，由于无法确定市场端的源头，警方在“罪与非罪”的认定方面陷入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认定，凡是出土出水的文物都是国家的。但其第50条规定了私有文物的取得方式：依法继承或接受赠与；从文物商店购买；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认为，前面三项都比较清晰，后面这项规定确实比较容易引起歧义，并且容易被曲解。依法转让的含义也不是很明确，应该包括无偿的赠与、继承，以及有偿的买卖，不仅与前面几项有所重复，还可能引发个人能否出-售文物的质疑。文物的取得方式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规定得更加明确、具体，不应模糊不清。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钱卫清认为，是否是出土出水文物，不应该由文物持有人来证明，这是有罪推定，违反了善意取得原则。“只要没有证据表明他是盗窃的、盗墓的、走私的，国家禁止交易的文物，那么它是合法的。因为这些文物它有无数种来源。”钱卫清说。

王云霞认为，地下、水下文物属于国有，不允许私人所有，也不允许交易，因此不存在因为对出土文物交易的模糊性，造成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问题。有些人之所以对于涉及出土文物的交易定罪有疑惑，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从合法市场或者他人手中，以合理价格购买的，是完全不知情的。但是，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文物的特许经营，如果不是从具有资质的文物商店或者拍卖行购买，交易本身就不合法。而且法律已经明确禁止私人买卖出土文物，所以即便他是以合理价格从他人手中购买，并且确实不知情，也不能声称自己是善意购买者；如果明知是出土文物而购买，那就是参与销赃了。

近些年来，中国民间文物收藏热度不减，文物流通领域非法交易、收藏等乱象丛生。私人可移动文物流通是否需要专门的法律进行规制？王云霞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文物的流通它是有一些特殊性的，只要把这些特殊性规定清楚就可以了。”

事实上，2002 年《文物保护法》以及以后的数次修正本，在民间文物流通制度方面都未取得突破。王云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修正其实都不在做重大的调整，它的重点都是放在了和行政许可制度的相互衔接上，民间文物流通的制度完全不在历次的修正范围之内。

一位警方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近几年公安部一直希望推动民间文物登记制度，但推不下去。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霍政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推动民间文物登记制度受到的阻力很大，文物界很多专家对此持抵制态度，他们认为会导致大量非法的文物被合法化。霍政欣认为，推行民间文物登记制度，只改文物保护法还不够，还需要对包括民法典、物权法在内的法律进行修改，现行的法律框架还难以突破。此外，推行文物登记制度，如果不能解决文物的所有权问题，而以占有权代替，政策效果就大打折扣。

王云霞认为，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制度。在她看来，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如法国、日本，建立了私人所有文物的登录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是很难推行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毋问我从哪里来

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31
文物交易的罪与非罪文物犯罪是一条长长的黑色链条，然而一线的公安干警却常常遇到文物流通领域“罪与非罪 ...

文物流失追索难题

2019年初，铸于西周晚期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出现在日本东京中央拍卖公司的一则拍卖讯息中。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青铜器研究专家张昌平第一时间看到了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他和其他文物专家发现，该组青铜器通体蓝锈，与近年湖北随州等地出土的曾国青铜器锈色相同，于是推测其为非法走私出境。然而，拍卖公司却提供了一个“民国旧藏”的身世版本。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并非民国旧藏，而是湖北随州地区春秋早期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出土时间为近20年，并且能够证明该组青铜器于2014年在上海出现过。

2019年3月6日，国家文物局进一步核查发现，全国21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均未办理该批青铜组器的出境手续，其为2014年之后被非法出口至日本。根据东京中央拍卖公司计划，此套青铜器将于3月12日晚在东京圆顶饭店拍卖。

时间紧急，3月7日，国家文物局与公安部联合商定，通过外交努力和刑事侦查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追索。3月8日，上海公安机关完成相关调查工作，认定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的委托拍卖人和实际持有人周某有重大犯罪嫌疑，正式立案侦查。另一方面，国家文物局向日本驻华使馆通报流失文物信息，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要求日方配合。

此时，身处日本的周某，仍坚称青铜组器是其在日本购买的，有合法来源，并未在国内存放过。为了阻止拍卖，保证文物追索，上海警方一直在做工作，要求他携带文物回国。

博弈了数月时间后，周某表示愿意上交。8月20日上午，拍卖公司将曾伯克父青铜组器送至中国驻日大使馆。国家文物局、公安部派出的联合工作组，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和日本外务省代表见证下，完成对此套青铜器的实物鉴定与接收工作。

上海市公安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文物追索成功在于公安、文物等部门反应迅速，方案设计周密，且彼此协同配合默契。如果采用惯常的国际司法协助途径来追索，无疑又是一场“马拉松”。

事实上，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外流到日本，只是中国文物走私外流的冰山一角。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另一则统计数字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而当下的非法走私还在让更多文物流向海外。在亚洲，中国香港和日本是中国文物外流的重要中转站和目的地。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霍政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是1970年UNESCO公约和1995年UNIDROIT公约缔约国，但这两个公约并未延展到香港。香港方面对加入这两个公约都没有积极的反馈，原因是因为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文物贸易管理宽松，“文物贸易对香港经济有好处，严格管理对经济没好处，反而会增加执法成本，影响税收，所以一直不是很积极”。霍政欣说。多位受访警方人士指出，近年来日本是中国文物外流值得关注的方向。

有别于传统的历史文物大省，上海文化市场繁荣，上海警方将打击文物犯罪的重点放在文物非法流通和走私领域。前述上海市公安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文物走私通常通过夹带的方式偷运出境，一旦碰到海关检查就称是艺术品、工艺品。另一个途径则是南下广东，借助粤港两地都可通行的车辆从口岸偷运出境，有些文物还会被以集装箱货运的方式走私出境。上海公关机关下一步将重点与海关缉私局展开合作，重点打击文物涉关走私，并希望建立一个文物快速检查鉴别团队。

近年来，中国逐渐加大了针对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力度，有学者就曾建议组建一个专门的文物流失情报部门，重点关注国外的拍卖公司、博物馆、私人大卖家等。目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一般有四种追索途径，一是在追诉时效内，借助国际公约，通过司法途径追索；二是外交途径；三是海外华人捐赠；四是购买。

文物返还是一个国际性的复杂问题，海外文物追索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认为，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了1970年UNESCO公约和1995年UNIDROIT公约，但公约规制的对象和效力范围是有限的，尤其是因为缺乏溯及力，不能解决历史上流失文物的返还问题；即便是加入公约之后发生的被盗和非法出口问题，也可能由于对方并非缔约国而无法适用。如果在非缔约国之间提出返还诉求，则通常需要依据所在地国法律进行，情况更加复杂。

霍政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5年的UNIDROIT公约，只有40个缔约国，且大部分都是文物流出国，国际公约只有双方都加入才有约束力。1970年的UNESCO公约，虽然有140多个国家加入，但公约本身缺陷太多，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比如它只适用于馆藏文物的流失追索，但中国流失文物不少都是盗墓而来的。

此外，在文物追索过程中，还常常面对各国国内法障碍，主要障碍点在于善意取得与文物交易。有一种说法认为，根据公约或所在地法，提出返还方需要对善意持有人进行补偿，这对于原所有人是个比较沉重的负担。王云霞认为，被盗文物必须返还这个规则的确立，对许多西方国家既有的善意取得制度是个巨大的挑战，不能不考虑到原所有人和善意占有人利益的平衡。如果现占有人确实是善意占有人，在购买时已经尽到调查义务，就应该获得合理补偿。原所有人在补偿了善意占有人之后，仍可以向前手继续追偿。

本刊记者/胥大伟

发于2020.11.2总第970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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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英雄”实为黑矿恶霸，牵出94名公职人员

2020
11/01
13:50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安徽蚌埠怀远县有这么兄弟四人：刘氏兄弟，这四兄弟不但“家中有矿”，身家无数，更曾是受人拥戴的“救灾英雄”。汶川大地震四人前往灾区救援，因此被评为“道德模范”“中国好人”。不过，这些荣誉在扫黑除恶中被彻底揭穿：所谓的救灾英雄壮举只是沽名钓誉，为获取政治权利的一个手段而已。

“涉恶组织在长江江面成立‘联合舰队’，还集资设计建造‘采砂航母’，公开疯狂开采砂石，触目惊心。”

日前，长安剑在全国扫黑办采访时，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湖北荆州郑国平等人涉黑案，“郑国平等一批盘踞在长江沿岸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一举打掉，保护伞被连根拔起，服务保障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

全国扫黑办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政法机关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生态保护、脱贫攻坚等事关国家战略领域的涉黑涉恶犯罪强力出击，彻底铲除盘踞一方的一批黑恶势力团伙，为国家重大战略保驾护航。

被全国扫黑办“点名”的“联合舰队”如何作恶多端？在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还清除了哪些“黑老大”？长安君对全国扫黑办进行了专访。

涉黑“联合舰队”集资定制“采砂航母”

长江中的砂矿可淘炼黄金，卵石是供不应求的建筑材料。全国扫黑办介绍，虽然近年来相关部门不断加强监管，但长江水域仍有不法分子大肆采砂，其中不少与涉黑团伙有关，他们在保护伞的庇护下一度屡打不绝、屡禁不止。

郑国平、贺克坤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长江“沙霸”的一个代表。

郑国平来自福建，自2009年开始，他就在湖北省松滋市的长江涴市段开始非法采砂。当地非法采砂者众多，为了避免非法采砂规模过大、影响过广而遭到监管部门的打击，郑国平竟想出整合当地非法采砂业的主意。

毋问我从哪里来

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32
“救灾英雄”实为黑矿恶霸，牵出94名公职人员

2020

2014年，在他的游说下，他与贺克坤等多名当地非法采砂船船主，采取船队联营、轮流排班的方式，出江采挖卵石和金砂，对外号称“联营船队”。而附近的老百姓，则把他们叫做“联合舰队”。

直到在扫黑除恶中“联合舰队”覆灭，他们独霸了当地江段的矿砂资源，共计盗采卵石和金砂417万余吨，价值4009万余元。

“联合舰队”拥有十余艘采砂船，其中最大的一支叫“华龙号”，由舰队船主们集体出资，于2014年专门为非法采砂设计建造。这艘船长达85米，总吨位1551吨，共有72个挖斗，每晚可采挖8000多吨矿砂，开工一夜就能获利近百万元。这种大型采砂船极为罕见，就连办案人员都将其称为“采砂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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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号”非法采砂船长达85米。（图：新华社）

毋问我从哪里来

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32
2014年，在他的游说下，他与贺克坤等多名当地非法采砂船船主，采取船队联营、轮流排班的方式，出江采挖卵 ...

如“华龙号”这样的夸张巨舰一样，“联合舰队”行事嚣张。他们利用刑满释放人员驱赶、殴打外地采矿船主，暴力打压不服从管理的船主，在被害人报警后，甚至将执行公务的民警打成轻伤。对于群众的举报，他们则威逼利诱，通过舰队船只的管理费支付“封口费”。

多年来，“联营船队”向各采砂船主收取“管理费”共计82.68万元，除了支付举报人的“封口费”外，这些钱还用于发放组织成员的工资、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在郑国平等人的贿赂下，荆州市港航管理局、松滋市水政监察大队的多名公职人员沦为黑势力的保护伞。

松滋市水政监察大队甚至提出“白天不能采、关键位置不能采、关键时期不能采、大规模不能采、有举报不能采”的荒谬管理要求，公然纵容默许“联合舰队”大肆非法采矿。不仅不履职，他们反而还向郑国平团伙提供举报人电话号码，致使反映情况的群众受到打击报复。

上有保护伞撑腰，“联营船队”更加横行无忌，在非法采矿时，通宵作业，噪音震天，但迫于涉黑分子的嚣张气焰，附近群众却不敢举报，只能在非法采矿的轰鸣中捱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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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涉案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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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0-12-27 15:32
如“华龙号”这样的夸张巨舰一样，“联合舰队”行事嚣张。他们利用刑满释放人员驱赶、殴打外地采矿船主， ...

更为严重的是，郑国平等人在采矿作业中，将废弃石料随意堆积于长江航道，形成大量碍航乱石堆，对船舶通航形成巨大安全隐患，国家为此耗费巨资进行后期清障。他们还用水银土法淘金，并直接将含水银的废水直排长江，汞排放量超出最高允许值的25倍多，严重危害群众饮水安全，并对水生物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2018年6月“联合舰队”受到查处，郑国平、贺克坤及团伙成员悉数落网。今年4月，湖北荆州中院终审宣判，郑国平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贺克坤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松滋市水政监察大队的大队长、副大队长分别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除此以外，办案机关还共向纪检部门移送保护伞10余人。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党中央对长江经济带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提出的具体要求。”全国扫黑办表示，“决不能容忍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成为国家实现重大战略目标的绊脚石，必须坚决彻底铲除。”

据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长江流域10省市已打掉170个非法采砂团伙，为母亲河保驾护航。

黑矿场牵出94名违法违纪公职人员

“采矿业是易滋生黑恶势力的重点行业。”全国扫黑办介绍，在专项斗争中全国共打掉涉矿领域涉黑组织449个，占13.4%。

安徽蚌埠怀远县有这么兄弟四人：刘兆水，刘兆本，刘兆刚，刘兆安，他们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以采石矿场为依托为非作歹。

刘氏兄弟不仅在蚌埠地区鼎鼎有名，在整个安徽省也算得上是响当当的人物。原因在于，这四兄弟不但“家中有矿”，身家无数，更曾是受人拥戴的“救灾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