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国面临五大问题，我简单地将它们归纳为“上下”、“左右”、“黑白”、虚拟与实体经济、国际主义与本土主义。 “上下”矛盾是阶级矛盾，就是美国的精英层自私自利，不关心民众，也不关心国家前途。因此，现在基层民众去对上层的信任没有了。具体表现就是特朗普依赖着民粹派，对建制派非常反感，而建制派也是公开蔑视民众。 “左右”矛盾是说左右两派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非常尖锐，其表现就是民主、共和两大党内部掌权者都是极端派，而不是温和派，所以政治妥协就很难。而民主政治是需要妥协的。原来美国人、英国人都很自豪，说我们有“英美式妥协”，但现在这种妥协很难再出现了。 “黑白”矛盾就是种族矛盾，“黑命贵”运动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的突出。 另外，美国是一个资本家当道的国家，真正的决策者是资本集团。但现在美国的资本集团也分裂了，分成虚拟经济集团和实体经济集团，他们的利益是有冲突的。 而国际主义派和本土主义派之间也有矛盾。很善于国际化的资本集团会强调拥抱世界市场，在全球赚钱，而国际上竞争力不好的那些资本集团则强调保护主义和本土优先。 我觉得这些矛盾单独拿出来看时没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么尖锐，但是加在一起以后情况就远远比那时候复杂。三十年代的美国有“上下”和“左右”之间的矛盾，但那时黑人被压得够呛，连抗议的意识都没有，所以种族矛盾反而不突出。那时也没什么虚拟经济的表现，所以没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而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也不突出。到了六十年代，“黑白”矛盾开始变得明显，但是我刚才提到的最后两种矛盾也都没出现。 因此，虽然今天美国的一些矛盾不如以前尖锐，但它们现在纠结在一起，要全部解决其实比以前更难。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根源在于哪里？ 金灿荣：一部分原因在技术层面，比如说科技发展让网络化时代到来，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随之出现了分野。这种是客观情况导致的变化。我重点想谈谈另外两个原因： 一个是自由主义的流行。自由主义在哲学中也可以被称作“个体主义”，就是从个体的角度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政府的关系。这种思想发展出的经济学就会强调私人企业，并认为自发形成的市场最有效率。而在政治上，个体主义哲学认为政府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带来问题，所以主张小政府，强调社会的自主性。在文化层面，这种哲学主张个人英雄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这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 但是，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类是社会性的。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后，生产力有了很大提升，人类个体相对于自然和他人都变得比以前安全。因此，英国就出现了现代自由主义，然后风靡了整个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确实带来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对人类进步是有好处的，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竞争导致了贫富分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大危机。贫富分化与政治一结合导致了世界大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搞了一段时间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资本主义，让社会矛盾得到了很大缓解，但是经济效率下降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市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其标志就是1979年的“撒切尔革命”。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资本、服务于资本。在我看来，它对美国社会产生了破坏。支撑美国的有三大力量：资本、政府和民众。新自由主义使得资本的力量变得非常大，造成了这三者的失衡，酝酿了许多矛盾。 中国帝制时期的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周期循环。一般来说，新政府刚刚建立的时候都很小、很能干，也相对比较清廉，豪强的力量也很少。这个时候社会治理起来比较容易，税收不重，老百姓的生活也不错。但是，随着王朝变得稳定，一定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豪强，他们强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政府就拿不到他们的税收。另一方面，政府到了后期也会越来越臃肿，效率下降，对社会税收要求也变高。这时候，社会就面对着两股压迫的力量，一个是庞大的政府，另一个就是豪强。到社会无法承受的时候就会起义，将它们全部摧毁，再重新建立一套。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美国也遭遇到了类似的困难。资本就相当于豪强，美国的政府也已经变得很庞大了。所以民众越来越困苦，矛盾就越来越多。这其中就有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 第二个让美国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冷战后的的政策错误。苏联把胜利送给了美国。但是美国的精英层普遍误认为是美国赢得了冷战，于是他们变得很傲慢——对内，美国的精英层以种种改革的名义剥夺中产阶级的福利，在国际上，美国也表现得盛气凌人，觉得所有事情都得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做。在美国决策者的眼中，俄罗斯就是个战败国，中国是仆人，表现出了一种种族优越感和阶级优越感。对待盟友，美国也从宽容大度变得非常小气，还要从他们那里搜刮好处。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美国跟以前的美国在性格上就很不一样，以前的美国是很有远见的、愿意承担责任的、比较宽容大度，也很有幽默感。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分裂和焦虑的美国。不仅如此，2016年美国人还选出了个商人总统特朗普。由于政治上没有人脉，所以他所用的人都是一些边缘化的人物，导致了他的团队很有“个性”，很多行为和政策思路是脱离常规的。某种意义上讲，在一群不靠谱的人领导下增加了焦虑感的美国就变得很危险。于是，我们中国很不幸地成了它国际上第一个压制对象，这样中美矛盾就显得特别突出。 观察者网：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当我们重新认识美国时是否同时也应该重新认识自己，才能理顺当前的中美关系？ 金灿荣：如何去认识今天的中国也是中美关系的研究者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中美关系研究者大部分对国内情况不了解，而对中国理解不充分，研究的根基就不稳。 对于中国，我还是要重复一个老观点：新中国不仅继承了我们5000年的文明，又有所超越。超越的部分主要是实现了工业化。我们中国很幸运，中国掌握的现代制造业的规模比一般的国家大很多，我们14亿人实现了工业化，这是前无古人，而且非常可能后无来者的成就。我觉得相当多的人对此是没有认识的，甚至不屑于去认识，但实际上它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伟大的事实。
新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 图源自人民网 我的另一个关于中国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虽然现在问题也挺多，但是如果横向比较，我觉得中国至少在未来十年有四个相对优势：第一是政治稳定，这个前景应该是可以预期的，我们不会有太大的麻烦；第二，经济基础相对其他主要经济体还是不错的；第三，我们的科技进步应该是大国里面最快的。第四，我们的军事力量进步也非常快。因此，虽然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特别好，但是我们具备了这几个优势就不需要特别担心。 在此，我再补充一个指标，就是中国的外部环境总体可控。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中美关系肯定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中国外交中第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中美关系不等于中国外交的全部。 最后，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的对美政策要考虑到中国的变化。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成就斐然。不仅让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带来了思想和观点的多元，信息也不再被垄断。因此，我们的外交决策在国内受到的牵制就比以前大。这样一来，我们的外交决策层必须要注意到国内复杂的观点，并且尽量寻找公约数。不能像以前那样，搞外交就是决策层说了算，忽略大众的观点。如果得不到国内坚强的政治支持，外交是走不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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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毋问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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