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问答: 问:温老师提到旧冷战当中中美苏通过各自的阵营进行对抗,那么这一次新冷战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阵营划分?如果有的话,那中国的盟友是哪些? 温铁军:其实我刚才讲旧冷战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旧冷战是产业资本阶段的产物,产业资本是有国界的,产业资本家是有祖国的,且那个阶段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还没有进入产业资本阶段,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体系”的提出,是能够有效的解构老冷战的地缘政治战略,那就出现了中国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反帝阵营。更何况老冷战时期,所谓霸权国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很多很糟糕的策略,搞暗杀啊,搞军事政变啊,搞暴动啊,等等。那个阶段,老冷战双方的话语体系并没有明显的分出胜负,所以在那个阶段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体系”应该说在解构老冷战意识形态上是有效的。 那现在呢,应该说有些条件是不具备了。第一,我们已经讲了,新冷战属于金融资本阶段,金融资本是无国界的,全世界流动的,金融资本家也是无祖国,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必非得在哪个国家,他们可以在那些低税的国家去注册,他们可以买个岛去享受。他们不必非得为哪个国家纳税,等等。美军、美金、美制、美言,它是一个覆盖全球的完整体系,想挑战这个体系,那就得有解构,像当年解构老冷战那样,比如出现像“三个世界理论思想体系”,才有可能起到解构的作用。美国的一些老人政治家,他们把老冷战体系直接拿出来对付中国,尽管大部分是无厘头的,是非理性的,但他们毕竟把这一套东西拿出来建立了一个“反共不反华”的意识形态说法。 但目前,中国经历过冷战的政治家很少,经历过冷战的学者也很少,至少在思想理论方面能拿得出的应对话语还有一定的欠缺。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准备,所以我们说现在中国还不构成解构新冷战意识形态的能力。希望大家听了今天这个讲座之后,自觉的去做点自我反思,看看我们有哪些还可以提的出来的思想武器。只有大家群策群力,发动群众永远是我们的工作法宝,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有构建面对新冷战挑战,特别是新冷战意识形态这些非理性说法的挑战的能力。这个准备工作,希望大家一起做。不过,如果简单的从经济理性出发,恐怕很难真正解构冷战这种非理性的挑战,所以大家先要有点思想创新能力,然后才有可能讨论的出来什么是今天中国面对这样一个挑战所应该采取的措施。 当然经济战略上我们国家已经开始有一些方针了,就是刚才说到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但在其他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努力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谢谢你的问题。 问:您刚才在讲的时候,讲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局面,提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想了解关于乡村振兴的具体操作的策略,以及普通人怎么参与进来? 温铁军: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我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解读。在应对新冷战的这种无理性的挑战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乡村振兴得和其它几个战略相结合,比如说当我们讲乡村振兴的时候,强调一定要把农业供给侧改革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结合在一起,当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候,一定要和城乡融合战略结合在一起。在这些提法上,其实都有很多具体的政策建议,今天这么短的时间肯定不能让你们满足。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思想,实际上它是这个国家如何重启国内大循环,并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 从国内大循环这个角度来看,乡村振兴最能够形成的是新生产力,和新基建的绿色投资结合起来,在生态文明导向下,投资在山水田林湖草的综合规划系统开发上面。而这意味着我们过去工业化时代所追求的平面资源开发,转变成空间生态资源的立体开发。它才是所谓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对象,因为我们是一个三级台阶分布,地理浅表资源千差万别的一种状况,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国家的差异性,因多山多水系,因为各种地形都有,使得生态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发展基础,只有乡村社会的生态化发展才能够使得空间资源的综合开发综合利用成为中国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涵。 为此,我们再把金融供给侧改革嫁接过来,以各个农村村域范围内的生态资源作为发展的基础,发行村域发展的债券,可以叫做生态债券,或者叫做乡村振兴债券。然后,人民银行增加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把人民币锚定在生态资源的开发上,用债券来吸纳人民币,就使得大量的金融下乡,并且金融下乡又是由村自己来掌握。农村整个以村集体为名的公司化的发展,就会成为一个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力量。所以我们说,要把生态债,或者是乡村振兴债券,和货币发行锚定在一起,让它变成国内大循环的血液流通体系,然后再进一步推行生态资本深化,让国内的资本循环和生态资源的开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此,以国家主权能够掌控的生态资源为依据推动整个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与生态资源的空间化开发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国内大循环的经济体系。 至于说大家各位怎么参与,你们其实要考虑的是城乡融合战略,尤其是作为城市人,大家在疫情中都已经反思,这种长期在封闭的城市环境中的生存方式,是无力提高自己的免疫程度的,当任何疫情爆发的时候,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就是我们这些城市人,那怎么办呢?下乡。我上次的讲座中已经告诉大家,大疫止于乡野,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在乡村,那个乡村的整个环境有利于提高个人免疫力。周围的乡亲们,几乎都没有谁去认真的在乎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农村不发生这种疫病。因为它的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导致人和自然生态直接结合,所以你们说每个人自己应该怎么做,我说走近乡村,回归自然,推进生态文明,才是我们21世纪应该有的方向。谢谢你的问题。 问:中国面临现在这个新冷战,您提到的三种战略,如何与其它国家联系起来,尤其是在全球非主要国家都面临这种危机的情况下?重新回归农村的战略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在农村的状况,尤其是在亚洲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是有不同的特征的,在乡村建设的区域的经验交流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农村到底能为城市做什么,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策略呢? 温铁军:第三个问题刚才已经说了。前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是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就是生态化。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发生了非常多的严重的气候事件,无论是气候暖化所带来的的各种各样的灾变,洪水、干旱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个是比我说的新冷战更为深远的、更有历史性的挑战,是人类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过度的向大自然索取,破坏了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这种生存危机。所以当中国开始强调向生态文明做战略转型的时候,这其实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一个贡献,如果像中国这种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制造业最大,金融总量最大之一,同时也是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假如中国能够渐进的实现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型,那就对于世界来说,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希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关注中国在生态文明转型中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关注中国的各种政策。这一点,应该说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感兴趣。当然,如果已经纳入了美国为首的新冷战阵营,对这些可能毫不关心了。但这才是人类社会应该共同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无论我们遇到的挑战怎么应对,都应该仅仅围绕生态文明转型。生态文明转型要求两型经济,那就是所谓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最终朝向一个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次南南论坛在香港召开的时候,我们就明确提出了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叫做资源的在地化主权,当时提出叫做sovereignty,本地的原住民应该对本地的资源环境有主权,自主开发,自主发展。第二个我们叫做solidarity,各种社会力量应该去实现联合,才能有一个稳固的社会基础。第三个,我们当时还在说,只有前两个实现了,才有第三个,即大家有一个可持续的安全基础Sustainability。这样一个“3S”的原则体系,应该是我们跟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分享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三个原则,才有自主的发展,才有可持续,才有包容性。 第二个问题,从乡村角度来说,当大的危机发生的时候,乡村尤其是原住民社会的乡村,有着非常丰富的弹性,可以把它叫做“海绵社会”。就像人们在讨论城市如何吸纳降雨时提出的“海绵城市”。从这个感觉上,我们理解乡土社会从来就是个“海绵社会”。我刚才说到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叫做小乱避城,大乱避乡。其实就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各样的资源环境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恶劣气候变化,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冲突。这个时候,城市是保不住的,一般的军事性冲突都会攻城略地,只有乡土社会才是人类生存下去的机会,才是避难地。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演化过程来说,每当大的战乱爆发的时候,比如大家知道南方有很多所谓客家人,客家人很多就是从北方的城镇,各个家族向南方山区转移,其实也就是逃亡。然后在南方山区再度恢复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生存方式,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 这也充分说明,跟自然资源,跟生态紧密结合的乡土社会,是人们在遭遇危机的时候的避难所。在我们推进新乡村建设的早期,大概距今得有20年左右了。当年就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说温铁军你这个搞改革的,你怎么会去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派那样,去搞改良了。我回答说,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社会在激进化的大潮之中必然爆发危机。我现在的做法,无外乎就是这种激进的危机爆发的时候,在乡村社会打造几艘诺亚方舟。尽管这个回答不是很不贴切,但是仍然可以适应于这个国外朋友的问题。乡土社会并不是可以自然而然的就承载危机,一定是要通过建设。我们这个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在这一百多年来延续,就因为这一百多年是中华民族充满着各种严峻考验的历史阶段。 从早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到自己内部发生分裂,然后形成军阀割据混战,然后逐渐形成民国的统一,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再到进入工业化,整个这一百多年的跌宕起伏,如果没有一批人俯下身子去身体力行的在乡村开展建设,那在遭遇到大危机,这个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乡村也是缺乏承载力的。因为每次的所谓激进工业化高潮,都会加强对乡土社会的剥夺,乡土社会实际上已经在大量的失血,它在衰败之中,它一般是承载不了危机的。往往因为承载不了,它的代价太大,而导致乡土社会率先爆发冲突,演化成各种各样的革命。所以我们现在的乡村建设的这些做法,是看透了这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转向踏踏实实的去开展改良和建设,试图维持住一些尚可达到可持续要求的地方,才能承载得了城市为主体的社会爆发的危机。当人类不能在城市生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像一块海绵那样吸纳爆发在城里因过度激进的发展主义而形成的危机的代价。 最后第三个问题,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乡土社会的重建,乡村振兴一定是跟国家的金融体系重建紧密结合的。以国家主权能够控制的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用这个资源来支撑发债,债也是资产,只要把资源变成可交易的资产,这个债就是有基础的。用村集体的公司来发债,县作为融资来吸纳增量货币,然后村的债交到县这一级,县这一级把货币转化成对村一级的投资。由此,乡村建设就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的信用基础,债务和货币这两大信用工具,在乡村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过程中得到稳定的基础。那这个国家的国内大循环才有基础,乡村振兴要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就是乡土社会的生态化发展。 最后希望大家理解,我们试图打造一个新的发展战略,不是那么激进发展主义的,但又不可能完全避开激进发展主义。因为城市已经完全是激进发展主义的主要地区了,所以我们说,它的危机爆发,它的矛盾将会转嫁出来,它的代价将会转嫁出来。我们只有加强了乡土社会的生态化转型,我们才能因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关系,依靠大自然,依靠生态化,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危机的挑战。 好了,我回答完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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