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插管到拔管一样风险巨大 羊城晚报:我们关注到,在死亡病例中,有一些牺牲的医生,在对他们的报道中,提到了“病情突然加重”的情况,还有些患者也出现“之前身体各项指标还不错,可能第二天就进展到重症,让医生措手不及”的情况。 您在前线一直参与重症型患者的治疗和抢救,这种现象普遍吗? 桑岭: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很多新冠肺炎病人如果发展成重症型,还是以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病的比较多见。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在感染之后,从有症状开始,在第2周到第3周之间,病情就会有一个快速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低氧血症。血氧很低,不能维持身体的满足需要。 我个人不是很认可说“之前好好的,突然就加重了”的说法,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前两天你看病人的表现还行,但实际上血氧已经开始低了,由于病人的耐受性让人感觉“病人好像还行”,但是血氧低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 所以,我认为,“突然加重”只是一个直观感受,从很多病人的病史来看,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低氧血症的积累,我们也称之为“沉默的低氧血症”,这也是为什么抢救关口要往前移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报: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提到过,有些病人最终没能抢救过来,也跟拖的时间比较长,病入膏肓导致。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一说法? 桑岭:从我们刚来武汉的时候看到的情况来看,的确有很多病人的抢救时机如果能再往前移点,会好一些。但这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新冠肺炎疾病本身的认识。比如其中对低氧血症的认识,可能就没办法统一,加上当时在武汉的重症大夫数量太少了,不可能所有专科大夫在同一件事上的认识是一样的。就像我,一样不会开刀、不会去切阑尾,因为我不懂。 二是,很客观地讲,在疫情刚开始暴发的时候,数量非常庞大,医疗资源和重要的设备肯定是极其缺乏的。所以,当后来在国家号召下,全国医疗系统共同援助武汉,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能够降低病死率,这是个很关键的因素。 羊城晚报:重症型患者病情加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动用哪些抢救方式?这些抢救方式本身是否带有比较大的风险,尤其是对医护人员有比较大的感染风险? 桑岭:抢救手段很多,但排第一位的可能是气管插管。要上有创呼吸机,这是用得最多的抢救手段,不单为了保证氧,还有一个医学术语上讲的“肺保护策略”,但这是有困难和风险的。 首先,操作过程是个气道开放的过程,医生的头部离病人距离最近,暴露的风险也最高。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带上正压头套,减少感染的风险。 第二,平时我们去做个气管插管,我们是穿着洗手服、刷手衣的,把手套戴好该干啥干啥,但面对新冠肺炎病人的抢救,我们穿的是比较厚重的隔离衣,再戴上正压头盔后,视野、体力都不是平时能够相比的,你的姿势,你的身体会觉得“特别不能”。 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我经常会跟其他大夫一起进病房里面去抢救病人,当你真的穿上隔离衣、戴上正压头盔时间久了之后,会很闷热很疲倦,甚至有时候觉得头脑想法都不太灵光。但职业暴露风险很高,我们又强调必须要戴好规范的正压头盔。 羊城晚报:这是困难也是风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抢救上的困难? 桑岭:其实,困难有很多。刚才说的插管,动作不如平时、视野也会模糊。 其次是,之前提到的初期医疗资源的缺乏的问题,比如当呼吸机维持不了,你可能就要上ECMO(体外膜肺)等等。但病人数量那么庞大,机器数量有限,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 再次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在国家还没有号召整建制接管之前,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生,需要变成一个默契配合的团队去工作,这也是很困难的,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要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去达到(默契),我们也是在一边工作一边总结,一边彼此之间磨合。 羊城晚报:此前您在其中一个重症ICU给那里的第一位病人拔管的事情也受到广泛的关注,当时情况是怎样的?拔管是否跟插管一样感染风险巨大? 桑岭:首先,拔管是要病人在清醒的状态下,不是在麻醉状态,是我们觉得他意识可以我们才会拔管。 其次,既然病人是清醒的,你想象一下,管子插在你的喉咙里面,你要在短时间里面通过吸痰、松气囊,然后把整个气管插管拔出来,人是一定会咳嗽的,这个咳嗽就会产生大量的气溶胶。 第三,我们不是说拔完管就算了,拔完后我们还要把吸痰机准备好,有些病人咳痰无力,要拿吸痰管去帮他,同样会导致一些气溶胶的迸发跟释放。 实话实说,当时我去拔第一个管的时候,金银潭医院正压头盔也缺,但如果当时不拔可能就错过了时机,可能会产生继发感染,那很麻烦;同时,我当时希望有一例成功的拔管病例,鼓励大家从比较低沉的情绪里面走出来。没有正压头盔,我就戴上两层口罩和一个防护面屏,自己进去把这管子给拔掉了。 羊城晚报:在什么状态下,我们会给病人上ECMO? 桑岭:这个在医学上是有明确指征要求的。我们一般是先接上气管插管,然后会按照肺保护通气策略,甚至把病人进行了俯卧位即“趴过来通气”,他氧合指数如果还一直上不了,或者说呼吸机的压力一直比较高,那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上E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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