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钢和他的敌人

驻在平安夜前夕

他这样讲述艺术事业的特殊性和当时内心的彷徨：

你不知道怎么走是对的，因为对不对没有标准。让谁高兴算是对的呢，让自己高兴算是对的话，自己高兴最大的压力是，别人不高兴。只有经过若干的历练、锻炼和挫折之后，你才有一些个免疫力。你越来越懂得，让所有人高兴是不可能的。而且你成绩越大，影响越大，人不高兴的程度就越深，数目也越多，给你的打击就越厉害。像《逝去的时光》，那是我经过认真思考准备了一年，写出觉得很不错的一个作品，却让人家不高兴了。你越显眼，他越不高兴。如果首演不是马友友独奏，迪图瓦指挥，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香榭丽舍剧院演出，那么可能就没人评论，没人看，什么回应也没有。你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样。恰恰是因为你站在高处，让人看见了，一箭射过来，先射死你。他并不一定认识你，但你站在高处影响了他的视野，或是影响了他们政治正确的推行，他要表现一下。尽管他这个表现最终可能不会有太大作用，但对我的打击却很大。我管这叫政治。这就是政治渗入到艺术里边，在艺术标准里面渗入政治的标准。这会动摇很多人的艺术观。你不服从，你的艺术生命就有危险。就像当年动荡时期，你不服从，你的政治生命宣告死亡，无异于「社会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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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23号，《逝去的时光》世界首演排练之后与指挥迪图瓦和大提琴家马友友

困境激发了他的斗志，他要证明自己的追求和标准。紧接着，他闭门不出四个月，不见任何人，专心写作管弦乐作品《五行》。他坚持聆听内心的声音，下潜到自己心灵的最深处。一百多个昼夜，心灵极其活跃，听觉极其敏锐，整个人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之中。写完以后，他受邀参加一所大学的讲课，走进教室的一刻，他竟然一时失语，无法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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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两部个人风格鲜明的作品成为他最为世界所知、最常被演奏的作品。2018年，巴黎爱乐音乐厅为他举行肖像音乐会，由巴黎管弦乐团演奏了《五行》和《逝去的时光》，纪念它们诞生20周年。

他谈论高光时刻，特别不喜欢拔高、升华、神话，或是沾沾自喜，自我感动。因为他对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极高，且年复一年养成了追求的定势和自省的高频率，他谈论自己的语气，要么边笑边刻薄，要么像一个十几岁的人，对这世界深感惊异。譬如，他和工作坊一群年轻音乐人探讨生计的可能，提到自己担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设计的经历，他是这么说的，「我，一个严肃音乐作曲家，能被选择做奥运音乐的总监，西方作曲家朋友简直惊呆了！因为在西方不可能。这是中国特色导致的，专业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这种界限模糊的选择。」

试想，如果他想给自己造一座小庙，也会有人追随，礼敬，拜神。然而和他的同代人不一样的是，他似乎完全摆脱了那个拜神的时代对他的塑造。显然，他在所有人看不见的地方，给自己动过许多次痛苦的手术，把塑形过的部分重归天然，帮助伤口在新的时间里重新生长——长得更加对劲。这可能就是他受当下音乐领域最优秀的一些年轻人亲近、积累了不少高质量忘年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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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己的笃定认可，是建立了个人独立的审美思想、艺术标准和心灵世界。他这么鼓励有追求的年轻人，胆子不妨大一点，敢于去领受这份奖赏：

你必须认你自己，你做出一个像你的，真实的，一个特别有力量的，有说服力的作品来。这么多年，我坚持要做我所感兴趣的东西。你坚持到一定时候，你即便所谓的「很差」，比如在某些西方人眼里，我是一个在他们的文艺标准中一钱不值的人，都没有关系。你没有投他们所好。因为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一个标准，你自己的标准。这就是一个世界。你建立了一个世界——这是最难做、也最难得的。说到对这个时代（的影响），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做了一件完整的事，他喜不喜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当初，奥运会开闭幕式部在确定音乐总监人选时，导演张艺谋推荐陈其钢，说有国际视野，又有足够好的音乐修养，方方面面适合担当这一职位的，「也就是他了」。此前，张艺谋谈过另一位，条件没有谈拢，分手了。那位作曲家提出的物质条件很高，同时他呈现了接下来一年在世界各地的行程，直言这些时间他没办法出现在北京。这一点最令张艺谋心里犯嘀咕，因为他自己和团队已经全天候地扑在这件事情上。一位负责协调沟通的工作人员（她是连接奥组委和张艺谋，以及音乐、舞美、视觉、服装等总监艺术家们的一条纽带，也是一道防火墙）回忆说，「在所有这些艺术家里面，陈老师是最特别的。他的特别之处是，每个决定，他只是本能地想把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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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钢第一时间接受了邀请，如果能将中国音乐展示在奥运开幕式这一世界瞩目的平台，这是一个中国作曲家梦寐以求的理想。被问及条件，他说，「没有条件，我是来做事情的。」他没想借机会进入体制内，谋求什么官职。做完这件事，他就回去继续做他的自由作曲家。他提出自己不享受委托创作费用。与此同时，他有着极高标准，是个不妥协的细节「控制狂」。像开幕式主题曲，他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不用包装和宣传，唯一依靠心灵的力量，「一次就给人留下印象」。对应的是超强的工作节奏：每天上午九点到凌晨三点，每一小时思考一段音乐，或解决一个工作问题，天天如此，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大年三十晚上也不休息。等大事忙完，他手上脚上长了一堆大泡，头顶左边冒出一个人字形的白癜风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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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组委与音乐总监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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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怀的不是私心，也可以说无欲则刚，他在奥运期间，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直面硬刚的超越，一种罕见的传统士人的风骨。

一段有趣的记忆：

2008年7月20号，一切准备就绪，进行第一次万人现场模拟入场彩排。奥组委主要负责人和一众领导审查。审查完毕，某位领导说，运动员入场整个过程不够雄壮，建议用交响乐。我当时坐在主席台前一排，当场表示：

「我不接受！再说，两个小时的管弦乐，就算能写出来，也是平庸的大路货，恕我不能。」

张艺谋和其他导演组的同事们听说我发火了，都过来了，十几个人在主席台边上围着我，你一句我一句地劝说。

......

为了表这个姿态，我写了15秒的入场前奏，采用了铜管乐，其他的音乐一点没动。（如果回看2008年运动员入场式的影像，可以清楚地听到这15秒，紧随其后的，是非洲土著的打击乐。）等到下一次彩排，不知是忘了还是怎样，总之没人再提音乐的事，就这样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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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上的一个现象是，也许正因为没有私心，他反而能做成那种极困难的事。譬如，他觉得中国法律在音乐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上，做得不对，不保护最需要保护的创作群体。奥组委与作曲家之间的合同条款，写的是奥组委永久性、全球性、100%享有音乐知识产权。这期间的所有创作自动视为奥组委资产，可以由奥组委任意转包获取商业利益。他认为这是霸王条款，要求修改合同。他坚持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由于他是唯一一个不接受这一条款的艺术家，所以独自撑持，申诉了整整一年。后来是主席张和平亲自来处理，敦促法律部修改了合同。所有参与奥运音乐的创作者们都因此受益。

他一生所做的事，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完整性。因为存有为公之心，在乎中国音乐的去向，他想要与年轻一代音乐人不失联，不隔膜，不无话可谈。他想要做一颗铺路的石子，为天才的诞生改良土壤。于是，在心肺遭受重创以后，他仍然打起精神，在山村里亲手一人一床、一桌一个主题地张罗工作坊。工作坊做完第四年，他想着下一期怎样做得更好，不成想身体查出癌症。人生不足百年，被分到这么一点儿微不足道的时间，一个人能成就什么？「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隐居山野的时候，他体会到那种陶渊明式的伤怀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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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23号，《逝去的时光》世界首演

战神的脚踵，凡人的肺

这是公寓顶楼的一套小型复式，入户门正对着陈其钢工作间的门。为了隔音效果，工作间奇特地设有两张门，第一张有时虚掩，经过一条比较纵深的通道，第二张门一般紧闭着。冬天的北京，不到五点，天色暗下来，像是不存在渐变的傍晚，直接从白日跌入了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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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钢从工作间走到客厅，穿着拖鞋，像猫一样，脚步没有声音。他穿一身素净的黑色家居服，极瘦，衣袖和裤管显得有点空荡，相比之下，圆圆的光头有着充分的存在感，笑容可掬，让他整个人流露出一种脱俗的可爱气质，像是元宵节灯会上穿街走巷自由自在的大头罗汉娃娃。因为肺部抗炎，长期服用药物引起的副作用，他之前绯红的脸颊变黑了。他在家里的沙发缓缓坐下时，举止一如出现在公共空间，习惯性地挺直脊背，翘着二郎腿，双手交叉叠放在大腿上。他的目光清澈沉静，不偏不倚地注视着聊天对象。这样的姿势，他一丝不苟地保持了两个小时。

最近，传记电影公映期间，他拒绝了所有名人访谈、导师担当类的电视节目和网络视频类节目。尽管医药费很贵，也没有医保，听到「拍十分钟给二十万」的条件，他只是淡淡一笑。人与人的交流，一如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纯粹精神性的，靠一厢情愿和财大气粗是行不通的。他这么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姿态，但不好意思这么说具体的约访人员。「身体不好。」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原因。他的肺不允许这个空间接纳多的人，带来过量的二氧化碳，不然，桌面空气检测器的数字会变得很不好看。现在，他纵容自己享用一点儿老和病带来的任性，比如，纵容自己的洁癖症。对于那些可能污染他的肺、耳朵和心灵的人，他有点畏怯心，这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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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访客是孩子一辈儿的，他容易想起儿子。他会内疚地觉得自己有时候做父亲，「做得太孙子了」，不够地道。想起奥运期间，团队一次宵夜，儿子点菜大手大脚，像个山大王一样兴奋。本来寻常小事，他却担心儿子长成纨绔子弟，回家后训斥了儿子。这样的小事，他在心里反刍，过不去。悲剧刚发生时，他像祥林嫂一样，三句话不离儿子。直到有朋友提醒他，陈老师，丧子是家事，这样做会让人觉得你是想获取同情，未免软弱。他听进去了，一个人在家翻看儿子的视频和照片，翻看儿子的储物箱，打开第一个，然后打开第二个，第三个。他性格中忧郁怀旧的一面，做不到从脑子里抹掉悲剧性的记忆——妻子这方面做得比他超脱些。人按别人的理性坚持一段时间后，总会回归自己本来的样子。他仍然想与人说说儿子，说说做父亲的过失，慢慢地，他找到了对冲的方法，说到关于儿子的一切，他笑着说。有时候微笑，有时候大笑，有时候拿儿子开开玩笑。

现在的心境，变得有点古怪，许多事情觉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好笑。他深有体会的，是人与人的隔阂，由此造成的莫名的喜剧感。比如，之前那场让他所谓出圈的谈话节目圆桌派，他戴着口罩和空气过滤器去参加，主持人窦文涛问他，大意是，您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节目呢？他答，「因为窦文涛。」主持人一愣，似乎承受不起，观众也特别吃惊，全网感动得不得了。人们引经据典，用了很多大词来评价他的反应。他被大家整得相当迷惑，「我到底说什么了？谁也没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件事儿有这么奇怪。」节目是窦文涛的，自然是为了窦文涛来的。不然呢，为了奥普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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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他做决定的一个思维习惯，是为了具体的人。在法国时，他接触过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和来访的中国政要，出入过上流社会，但后来，他学会了拒绝他们的邀请。经验告诉他，权力与影响看似能调动一切资源，改变一切现象，却不能改变人的灵魂。他不再对名流表现出任何兴趣。一次，他的朋友，一位法国文化参赞打电话说，总统想邀请你参加晚宴。他不想去，不想「在那儿费半天劲，嗯嗯哦哦地表赞同」，又担心拒绝会影响朋友的仕途。他要确认的，只有这一点。参赞说，不会受影响。他便没有去。

又如，两年前，一个酒品牌冠名赞助的诗酒大会，每年评选一个「最杰出作曲家」，奖金相当于他一年创作的收入。第一年评了他。他回复说，不要，我从2013年起就不再接受任何奖项。然后，赞助方找了他的朋友，一位与他合作多年的指挥家，请他接受。他觉得，无端干扰到朋友，很尴尬，但他也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于是以拖延不定的方法表示拒绝。最后，赞助方找到他的大学同学，另一位著名的作曲家来做说客。他想，这位从不联系的同学、同行，打电话之前，一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作曲家的普遍个性，唯我独尊，对方这么做，相当于屈尊，「对他来说，太不容易了」。到了这个地步，他拒绝的就不是一个奖项，一项别人设定的游戏，而是拒绝和伤害一个具体的人，那是「一点灵性都没有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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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具体的他人，而非自己的私心——这就像老海员、梅西安，以及很多他年轻时遇到的贵人们的行事风格。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受益于人类生活中善好的文明和灵魂，自然对实践这条路径充满认同。这是他基于一生的努力，与音乐事业的成就并行确立的内心世界。但与音乐事业不同的是，这一份心灵的事业，只关乎他对自己的承诺、要求和期许。战场在心，荣耀也归于心。此刻，生命迫近尾声，当他以心灵为镜，自我观照，他希望看到的自己，「是一个更坚强，更理想，更完美，能够照顾到和影响到更多人的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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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5号，逝去的时光排练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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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内在追求如此，暴露在舆论场，自然引发人们的注目。他追求了几十年，在这期间，自由作曲家的职业、独立独处的家庭生活和孤傲强势的个性，让他几十年不受人修剪。种种追求被他内化为平常心，平常事，平常反应。当他从自己的洞穴中走出，洞里洞外浑然一人，没什么两面性，裸露出这样一个心灵世界，人们的惊异是自然的。他对人们的惊异本身，深感惊异，也是自然的。相逢一视，他与人们，人们与他，好像互相发现了新物种的不同物种，面面相觑是免不了的。

如果电影还可以归于别人的作品，自传确是一词一句，从他自己的手下敲打出来的。抗癌过程中写书，个中辛劳是一定的。他高度自觉地想把一笔精神财富留世，因而关注着读者们的反应。他说印象中，中文版传记唯一被诟病的内容，就是他独立开放的家庭观念。事实上，人们骂他的，正是他自己告诉人们的。他本可以不写。写了，出版时可以顺从编辑朋友们的建议删去，这是提纯的安全做法。他的侄子看了原稿，像指点一个不懂中国的法国老头，说您这不用审核人员出马，群众的唾沫星子就能把您淹死。他觉得这话怪得很。他对群众思想的开放程度比侄子乐观。当这一点说不过人家的实践真知，他只好叹气说，如果删去，陈其钢还是今天的陈其钢吗？「据说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如果我承认，那魅力从哪练就的？是和人的接触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如果在一个空洞的真空环境中生活，摸不到人的深浅，谈何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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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想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理解不了女性的心路历程，没有移魂一般的领悟能力，像《蝶恋花》那样的作品，写不出来的。他想问题，是艺术家的思路，往往让别人象征性点点头，并不见得真正认同。很多读者评价他们夫妻对彼此的投入不对等，回馈也不对等，替黎耘感到不划算。那种在情感关系中拿着一支秤做交易的思路，他完全理解不了。在他看来，创作是为了获得比肉身更长久的存在，他写下黎耘的重情重义，对他人生有过的关键性贡献，这就是对她的回馈。他通过思想和写作的劳作，让她的存在和他的存在永远地连在一起，这就是最好的回馈。然而，「那些人拿我说的黎耘的好，来说我对黎耘不好，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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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黎耘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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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们从某些角度看，是高看了他，也低看了黎耘。他四十岁之前，是一个求学路上勇猛精进的穷学生，对付生计难题，无力也无心。他做保安，做搬运工，而黎耘是一名钢琴老师，给在巴黎经商的温州家庭的孩子上课，周末无休，不缺生源。两人财务完全分割，是他提出的。而后来，等他时来运转致富以后，他又主动给予家庭丰厚的回馈。「这些不能写，对不对？我干嘛要跟你们汇报这些不重要的，没什么戏剧性。」

那么，出现在自传中的「法国女孩儿」「德国女朋友」「一段走不出来的情感」，那些没有名字和存在感的女性，怎么成就了他丰富的情感经历？特别是，想想暴力般占据他的，昼夜不息的，摆脱不了的创作欲和事业心，坦白说，他并没有做一个追蜂逐蝶的浪子的条件。如果你想打破边界问一问，他会慷慨地告诉你他的经验，那就是，女性如果喜欢你，绝不会无视你，她会主动来找你。「我一辈子的经历，不需要找。」黎耘，当时音乐附中最优秀的一个女孩，十三岁看见他，认定他，与他共经动荡，肝胆相照，长到二十多岁结婚。与一个不离弃的人组建家庭，他得以继续原生家庭受宠爱的生活，也得以维护任性不羁的儿童心性。婚后八年日子和美，两人之间「没有一点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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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是个转折点，此后再也无法挽回那种亲密无间的默契。如今回望，他把个人情状观念的突变归因于一股截然不同的社会力量的塑造。「特别是初到法国第一年，我的巨大变化和她的原地（不变）形成了反差，让我们之间有一股拉扯的力量」，法国社会扑面而来的影响占了上风，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逐渐淡化，「所以就被拉过去了」。

那是一股怎样的社会浪潮冲刷着陈其钢脑子里的海岸，或急骤或平缓地改变了海岸的形状，也许，一个美国人的研究能够提供些许想象。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米歇尔·拉蒙和陈其钢同一时期，八十年代，在巴黎跟随皮埃尔·布迪厄读博士。他对法国和美国两个社会的中上阶层男性表现出的迥异的文化道德观念产生了兴趣，为此访谈了近两百人。一位法国知识分子，一位敏锐坦率的巴黎公立高中的男老师，这样讲述了他和他的圈子达成的某种共识：

道德不在你的大腿之间，而在别处……一个人的本质不是由他的身体层面来定义的……

陈其钢的自传正在被翻译成法文，他感到不必吃一个教训，不必删除被中文版诟病的内容。因为这就是他当初渴望突破的难题。那就是，夫妻之间相互尊重，这不仅体现在言语之间，也体现在尊重对方自由独立的人格。或许，尊重比爱更难，也更重要。解放婚姻在道德方面的束缚，让家庭属于成员的同时，又不丧失每个人的独立性。「这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难题，但我相信事在人为，别人解决不了，不一定我们解决不了。」他通过一生的实践，承担了相应的代价，最终实现了当初的追求。

驻在平安夜前夕

写传记，写自己这个人，他信奉的是与写音乐一致的本真态度：「在艺术创作中，个性的完美呈现就是创新，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希望能尽可能真实完整地呈现自己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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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北京国际音乐节排练《蝶恋花》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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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他的身体特别需要小心照顾，但考虑到妻子不恋家的个性，他没有对她提过照护的要求。她是他的反面，健康，吃饭香，精力旺盛。她喜欢在欧洲旅行，访友，演出，和年轻人分享她对陈其钢作品的理解。她既然在家里待不住，他便支持她走出家门。2020年1月7号，他动癌症手术当天，她正好有课返回法国，她来看他，他坚持说，「你去干你的事儿，没有问题，我手术该手术，这是我的事。」他没有以疾病或伦理关系，给她制造过任何的羁绊。尽管他目下的处境和年轻时已大不一样，自由变得十分有限，独立也举步维艰。

当他审视自己，用第二人称语气缓重地讲述身体这座翻越不过的山，好像在讲述一位知己、知交的困境。一种孤独又慈悲的感觉，在整个空间弥漫开来：

人生的最后阶段。当你走到这个阶段，碰到了全新的课题，老年的无奈。你在命运面前好像全盘失控。突然的，你的腿怎么不听使唤了？年轻时可没有这种问题。人年轻的时候，即使生重病，你都没意识到会有什么问题。出现由不得你的、脱离你的意志能改变的挫折，你才真正体会到了人的无力。再多的鸡汤，再多积极心理学的辅导，在真要面对生命力的逐渐减弱的时候，你都难免会沮丧。抵抗这股力量，需要你本身特别强大，因为你时时刻刻要面对这重复的课题。今天你治好了，明天它又反扑过来。今天的你是最好的，明天你只能更坏。这一次，你突破不了了，这是宿命。

驻在平安夜前夕

你逐渐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老年抑郁，因为他不但退出了社会生活，退出了人文关怀，同时身体还有这么多新的问题需要自己去面对和解决，谁都无法分担。加上父母儿子都不在了，你要自己去面对、思考和解决的时候，如果周边有个人和你差不多水平，一起分享，分担，那样会好很多。但由于你一辈子的过程，和你能对得上、能相当的人，特别少，所以人就显得孤立无援。你因为自己一辈子的思考和探索，给自己树了个敌，这时候你发现最强大的敌人是自己。

日常生活最艰难的部分，是他不得不调动全部的体力和心灵，应对他的残肺带来的折磨。先天性的病根，过度进取的个性，鄙视饮食睡眠的生活习惯，导致他在考上出国研究生的那年爆发了严重的肺结核。准备法语考试期间，他隐瞒病情，没有及时治疗。后来又引发支气管扩张。几次吐血，为了避免随时可能的呛血和窒息，他切除了两片肺叶。手术的决定、过程和感受，他在病房记下日记，节选放在传记中。他写日记的方式，涉及很多对法国医疗系统的理性思考，似乎不是为了自我舒缓，而是为了分享，给予，是写给另一个病人的。

驻在平安夜前夕

受伤的肺，特别容易感染。最近，他刚刚经历了一次原因不明的感染。他清晰地感受着温度一点点地攀升，早中晚三次测量，记录，但只能坐等它攀升到医学规定的发烧温度线，37.3度，请医生给予治疗。他已经对不少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医生无法确定哪种药对他有效，输液十四天后，温度不见下降，反而继续攀升。接着，为了查出这次是被哪一种细菌入侵，他接受了支气管镜检查。但镜子一深入体内，伤害了黏膜，导致出血和更严重的炎症。做着手术的时候，他高烧不断。药敏检测出结果后，他又输液十四天。

每一次感染都让好肺的版图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伤口结痂，可用的肺缩小，呼吸能力降低，他喘得也更厉害。完成一次深呼吸，似乎是太过久远的记忆了。年轻时被漠视的身体似乎报复性地要求关注，异常敏感，能细微地感知温度升高0.1度引发的恶化。但他预料不到这一次的症状是耳朵突然听不见，还是小腿阵阵发麻。他会担心一次正在聊着的天，如果脑神经被某一颗乱发的子弹击中，他将无法思维敏捷地接收信息，准确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未知的，才最令人恐惧。日常不断加剧的艰难，损伤他的生机，削弱活着的意义。没有精力做任何事的时候，他有点瞧不上自己，对自己说，「你在这苟延残喘的，是干啥呢？」最近，他频频想到死亡，想到死与生对比，也有它的美妙：死亡是可以主动选择的，而出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