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钢和他的敌人

驻在平安夜前夕

电影上映后，很多人在各个平台写下了自己的观影感受。譬如，一个女孩在北京的冬夜，一个人骑着共享单车去观影。「去时8.1km，我骑了42分钟，回程时已经1:05，我骑了46分钟，到家将近两点。……希望这部纪录片不是他准备很久的告别的一部分，希望他明白，他与很多人产生了陌生的缘分，而他/她们希望他更好地活着。」

只言片语，荧光点点，形成一片开阔而丰富的星空，慰藉了陈其钢病中的日子。书和电影带来的启示，是他怎样也料想不到的。「我做的人，比我做的音乐，影响更大，更好。」这是近些年他最大的惊喜。

术后第五年，旧疾没有复发，他安全地度过了成败攸关的抗癌的第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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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在平安夜前夕

人生的戏剧

2024年春天，陈其钢的身体日益衰弱，为了看病方便，他暂离山村，搬回故乡北京，住进了二十年前为母亲买的商品房。小区外面，马路两边，曾聚集了很多著名的工厂，做玻璃，酒精，内燃机，吉普车，以及化工设备，如今都没了痕迹。工业用地转型成住宅小区，板砖楼层层叠叠看不到尽头。有时候，陈其钢会盯着窗外看一会儿，根据远近楼层的清晰度，预测北京当日的空气质量。他会播报一个PM2.5浓度的数值。说完以后，核对手机，基本不出错。如果母亲在，他会得意地在母亲面前亮一亮这个本事，而母亲一定会露出他喜爱的笑容。母亲离开十多年了，没有哪一天从他心里离开过。他仍然每天念叨她，寄身故乡变得像寄人篱下，常常在吃饭洗脸时，不自觉地低语：「想妈妈了，想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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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陈其钢的母亲肖远、陈其钢、父亲陈叔亮、姐姐陈滨滨（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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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钢1951年出生在上海，母亲生产时感染了肺结核，这也给他的肺埋下了病根。同一年，父亲调北京中央文化部艺术局，母亲调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全家从上海搬到北京。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庭，日常生活文艺而愉悦。父亲喜欢画画、书法和音乐，喜欢带着孩子吹拉弹唱，吟诵赋诗。陈其钢和姐姐回想父母的教育，「不会造成心灵的痛苦和挣扎」。15岁那年，「文革」开始，接下来十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会经历的落差，折磨，他和他的家人都经历了。

26岁，高考恢复，他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单簧管和作曲两个专业。他学习单簧管有十四年，要求自己每天站立练习单簧管不少于六个小时。一出成绩，他是第一名。但是，招生的管乐老师因为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录取他。「文革」期间，他和这位老师同在河北农场改造，是朝夕相处三年的室友。重逢在上海汾阳路考场，他特别高兴，没有像别的报考学生那样对这位老师毕恭毕敬，而是热情地上去拍着对方的肩膀说：「最近怎么样啊？」不成想，这一拍，伤害了对方为人师的自尊。他被拒收了。

他自学过作曲，录取成绩算是中等偏上。入学后，要确定主科老师，但没有一位全职老师愿意接收他。系里给他分配了一位校外兼职老师。这里面分出「嫡系」与「庶出」的差别。想到未来，他十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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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国外顶尖乐团纷纷来华演出，中国人对西方表现出空前的兴趣和热情。后来，陈其钢回望转型时期的中西关系，十分奇特。西方人希望把中国带入他们的轨道，所以对中国特别友好亲善，愿意为中国投入，不管是精神、文化、财政、教育、政治咨询，还是民间机构的往来合作，他们都表现得慷慨大方。西方像个美丽的未来世界、处处先进的引领者，吸引着好奇好学的中国人。

北京那时没有音乐厅，只能在礼堂、剧院和体育馆演出，条件粗陋，但对从没有听过交响乐团美妙声音的人们来说，已是天大的享受。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陈其钢之前听惯的是国内乐团劣质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不齐调不准的声音，这是头一次听到差别。他开了眼界，「那是一种我无法想象的声音，柔韧，华美，锋利，深沉。」

大三时，陈其钢萌动了出国的想法。对他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大胆的幻想：家庭没有海外关系，不会有人资助他。当时，外汇不便兑换；兑换了，这个干部家庭掏空家底，只能供他在国外生活两个星期。音乐学院有过公派研究生，但那是推荐制，不会轮到他这个「庶出」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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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吹小号的陈其钢

国内恢复高考后，紧接着是建立开放的留学政策。1978年，中国选派首批52名留学生赴美，邓小平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选拔标准从试水阶段的相对宽松变得严格规范，1981年，政府决定通过全国统一考试选派出国研究生。陈其钢觉得机会来了。音乐方向，一共考十三门功课，他考了第一名。这时，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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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自传中这么讲述这场波折：

学校说要派院长的学生、三好生出去，而不让我去。这当然惹恼了我，也惹恼了一辈子本分的父母，父母一生正直，而且在文艺界人缘很好，对于这种违规行为自然不会忍让。父亲虽已离开文化部25年，当母亲跑到文化部教育司反映这一情况（主管这一事件的，恰巧是父亲的老下属），文化部立即下文到音乐学院，要求学校「按照教育部的统一规定办」。见事情闹大，学校才宣布了我的考试结果，并于11月4号晚由教务处方主任电话通知我到语言学院报到参加法语培训。本应9月接到录取通知的我，直拖到11月才被通知，延误了我两个月法语学习的宝贵时间。

我经常想，如果我是一个平民的孩子，结局将会怎样？

1983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研究生赴法学习音乐的，只有陈其钢一人。由此，他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一百多个赴法求学的年轻人，在一个天气骤冷的盛夏抵达巴黎。第二天，他们被分派到各个城市去学习语言。19个文科生去的是波尔多，这是一个周六，学生食堂和商店都关门。陈其钢和朋友在街上转悠，想找食物。一位老人路过，停下来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帮助。他带他们去了一个集市，然后，带他们转了转城区和葡萄园。到了中午，他又带他们回家吃饭。老人是退役海员，儿子是个盲人，在海滩游泳时淹死了。自那以后，他致力于盲人教育，参与盲人孩子的公益事业。他能敏感地察觉到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尽力提供帮助。陈其钢的法语讲得磕磕绊绊，肺病初愈，看着也不大健康。老人无微不至地关心他，后来经常跑到大学城来看他，带他去看病，后来还拿出全部积蓄做担保，鼓励他去警察局办手续，接妻子和儿子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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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陈其钢在老海员Yvon Bourgeoi家

他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位北外法语专业的朋友，朋友提醒他，法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不要用中国传统思维对待法国人，「你可以大胆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输了就输了，不会因此丢面子，也不会有人嘲笑你。你可以鼓起勇气去寻找你的最高目标，什么都不用怕，什么也不会损失。」受了启示，他把幻想的种子种在心里，也种在法国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在世作曲家梅西安的身上。他幻想拜梅西安为师，学习作曲。这好比一个中国年轻人跑到战后的美国，想找海明威学习写作，听上去都是异想天开的美梦。这美梦在时间里发酵，陈其钢的心变得热切，他希望结束三个月的语言学习期后就能跟随梅西安学习主科。可是，76岁的梅西安早已从任教的巴黎音乐学院退休，那时也没有网络，根本找不到他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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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老海员听了以后，辗转帮他要来了梅西安的住址。拜师信寄出后，一个月没有回音。他在心里理解和接受了梅西安的反应。「怎么能奢望这位国际音乐巨人回答一个陌生年轻人的拜师信？」没有邮件，回信靠手写，或使用打字机，再邮戳，寄走，多么麻烦。难道他连这类信件都要回复吗？接收一个中国学生，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何必给自己找这么一个负担？

一天早上，他照例打开信箱，里面躺着一封信。发信人的名字在昏暗的角落熠熠发光，Olivier Messiaen。他呆立在信箱前。一个人历尽千辛，来到陌生的地理，孤身幻想着奇迹，又全力以赴抓住一切微小的可能。但截至奇迹显现，一切都平淡无奇。

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件。

亲爱的陈先生：

读了你的信，我很感动，在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之前，我希望见到你，听听你的音乐，看看你的谱子，听你谈谈。我现在不在巴黎，要10月以后才能回去。请你10月22号下午5点，带上你的乐谱、录音，到我家来。

我家的地址是：巴黎18区马尔卡戴街230号，五楼，左手边。

真诚的，

奥利维尔·梅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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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钢花了两个月来准备他的面试。他创作了一首新作品，背诵了可能的对话内容。如今回想，他并非因为才能赢得梅西安的欣赏——如果他才能出挑，在北京时也不至于遭到学院老师的一致拒绝。他认为当时的自己没什么才能可言。他背诵的法语，也不知梅西安听懂了几成。当时，他们正聊着天，对面公寓突然着火，梅西安背对着窗子，一无所知。陈其钢看见了，不知该不该告诉梅西安，因为这场火不在他设计排练过的谈话内容之内！他不会说「火」。

聊到中途，梅西安说自己年事已高，对当下的音乐创作并不是最了解，所以，他要介绍一位活跃在一线的作曲家来教陈其钢。这是有一说一，脑子里怎么想，嘴上便怎么说，但在一个初到法国的中国人的脑子里，这番话变成了他熟悉不过的「婉拒」。陈其钢心下焦虑，但他要求自己表现出一个中国读书人宠辱不惊的风度。他面不改色，把没背完的对话，坚持背完了。当他背到从小到大经历的「文革」、农场、考大学、考出国研究生等等求学路上遇到的困难，突破的阻隔，梅西安的神色一点点变了。他把夫人叫过来，当着陈其钢的面说：「我觉得我想接受他，你怎么想？」夫人和陈其钢的妻子黎耘一样，也是个钢琴家。她后来为晚到一年的黎耘介绍了一处方便练琴的修道院。她说，如果你想收，就收吧。

从梅西安家里出来，已是满天星斗。去地铁的路是一个大下坡，陈其钢像疯了一样飞奔下去，如同一只轻掠地面的飞燕，又决心冲上邈邈星河。这一夜的星河，永远灿烂煌煌。时间越久，它带来的温暖和力量越充足，在一些必须忍耐的其他的夜晚，它仍然在陈其钢的心灵上闪耀着：

那天晚上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带给我的幸福感，一直延续到今天。它的维度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能从中得到的启迪，受到的惠顾，是一点一点被体会和慢慢拓展开的。这与梅西安是否伟大无关，它更多关系到的是做人和做事的方法、态度以及努力与成就之间的逻辑关系带给我的精神遗产。它大大地改变了我过去30多年对己、对人、对专业、对世界的眼光和态度，这是最为重要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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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梅西安家的第一次课

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后，在陈其钢传记电影上海首映礼那天，同样「被幸运砸中」的郭旭锋坐在番禺路咖啡馆，与上海影城隔窗相望，也说了类似的强烈而绵延的「幸福感」。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美好奇迹的发生？等陈其钢接近梅西安的年龄和成就，来更准确地回望当时，答案是，「同情心」。这件好事得以发生，和陈其钢关系不大，纯粹是因为对方想「做好事」，如同他和朋友在波尔多受到老海员的帮助。那些心灵，不是他过去熟悉的功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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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这些经历到底是他个人走运，还是一个社会存在的比较普遍的现象？

他笃定地点点头说：「善待弱者，这是普遍的。后来等我（处境）变好，就没有遇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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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梅西安向作曲家布列兹介绍陈其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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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运的故事

2019年初，第四期躬耕书院陈其钢音乐工作坊，聚集了26位学员。一个环节是，每个人介绍自己的作品，然后提出任何问题，大家坦诚交流。

一天晚上，一位瘦小腼腆的东北女生聊完技术问题后，想请教大家一个现实的问题：「作曲家该如何生存？你要是没有生存的能力，你连写作的环境也没有，那你怎么写？」

另一个时空里，青年作曲家陈其钢也在为生计发愁。在法国，他身上呈现出极端的分裂感：一面，他是伟大作曲家梅西安的爱徒——老人家的重要讲座和音乐会，如果这位爱徒有事误点了，他就让全场坐等。学习短短两年，陈其钢就以一首单簧管和弦乐四重奏，拔得法国文化部奖的头筹，为此上了当天的中国《新闻联播》。本事亮出，法国广播电台开始委托他为大型管弦乐团创作交响乐。另一面呢，他在平民孩子的游乐营地，做保安，早晚清洁垃圾桶。像这样的社会底层的工作，也是僧多粥少，不易获得。听说他靠出卖体力谋生，不收学费的梅西安有时把装着现金的信封交给他，言语上，生怕伤了他的自尊。梅先生也不是富人，名满天下，在学院勤勤恳恳教书。作曲家的委托创作机会少，且耗时长，不能指望它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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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他能省则省，到法国前十年时间，方便面是主要的食品。每到周日，他拖着一个小车，搭地铁去偏远集市买最便宜的蔬菜。他拉的是一个星期的食物，很重，地铁没有电梯，他搬上搬下，「就觉得，好烦，生活的那种重量，压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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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陈其钢在夏令营做守夜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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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他粗糙的胃，心灵要敏感得多，执拗得多，也难受得多。切身感到人与人由于社会、政治、人种、经济、阶层等原因形成的区隔，且亲历自己变成了方方面面的底层人，他的心灵被屈辱占据着。那时的一些表现，他至今回想，还是浑身不自在，不舒服：

房东酷爱帆船运动，他的帆船常年停泊在诺曼底海峡的Grandville。房东和我说好与他的朋友从巴黎开车去游帆船，大家分摊一下汽油费、住宿费等，结果那次我什么都没付。我根本付不起，加一次油就等于我一个月的伙食费。虽然朋友们什么都没说，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悔与他们一起进行这次「有闲阶级」的出游。我既没有与有闲阶级一起花天酒地的经济能力，又不能为了自尊而导致自己食不果腹。摆脱穷困，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我希望有一天，不但在事业上而且在物质上，挽回那几年面对朋友的心理亏欠。尽管人家并不需要，但我却想加倍偿还。

还有一次，他获得一个美国基金会的奖励，去一个戛纳附近的漂亮古堡居住和写作两年。妻子和儿子来看他，一起租车出去玩。因为没钱，他租了一辆最小最便宜的菲亚特小红车。开到地中海边上，那儿有个摩纳哥赌场世界闻名。一家三口想进去参观一下。赌场门口停着一排豪车，保安很势利，看到这辆小红车，不允许停靠。他不管，一下子钻进去，拉手刹。他感觉胸腔里关着一头愤怒的野兽，即将冲出来毁灭这个不公的世界。保安强制他们离开，威胁说要叫警察。很多人会算了算了，可他坚决不服，不走，不说一句话，不停止摁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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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5号，第四期工作坊最后一晚的联欢

他在屈辱中活下来了，而有的人，却实实在在地死去了。他的朋友、作曲家莫五平，生了病，每天肚子疼，撑不住，但因为种种原因回不去。等到回国的时候，已是肝癌晚期，三十多岁就走了。留学生之间的互助是有的，比如，陈其钢把地铁票借给莫五平，他自己跳栏杆违规逃票，但这些情谊解决不了一个人的生计难题。他一直在心里梦想着，不被生活的重量拖拽着下沉，好起来，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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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四年日日不离手的单簧管，悄然拨动了命运的轮盘。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基础制造业和市场快速复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法国世界一流的单簧管生产公司，想往中国开拓市场。他曾在这家公司赞助的一场国际单簧管比赛中获得首奖，因此，他与总经理保罗相识。保罗问他愿不愿意陪同一起回中国，并引荐一些可能的合作伙伴。一开始他并不知这将意味着什么，光是能免费飞回中国就足以兴奋不已。举手之劳，开启了一份事业。「生活中我养不了自己的家，这样的机会犹如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了自己的脑袋，我当然热情地接住。」像一阵迅疾的风，他在一两年之内就实现了财务独立。三四年后，他正式成立了公司，成为这家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十年间，公司的口碑经外商的口耳相传，由一个品牌的代理，扩大到十几个著名欧美品牌的独家代理。

一次，听一个晚间电台节目，一段对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问：「金钱对你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自由。」

他终于不再受那些精打细算鸡毛蒜皮的束缚，不再被生活摁住头，将凌云心志掩埋在卑微的尘土里。他有了时间的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拒绝的自由。他可以尊重自己的审美，思想和决心，拒绝做那种歌功颂德或是投大家所好的作品。他运气极好的，能够践行他所认同的生活方式，用两条腿走路，把挣钱和作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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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从商的天赋，表现完全不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商业的核心驱动是趋利，他和商业逻辑拧着干。在一年仅出席一次的公司年会上，他每次都向全体员工强调说，我们不为盈利，而为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他心思在创作上，不见客户，把生意都交给别人去做。他遭遇下属的背叛而不知情，对公司的财务和人事失去了控制权。但即便如此，因为中国90年代的特殊时势，加上他得天独厚的海外关系，财运还是没有中断。

发达让他多么喜悦，说不上。他感到的是安全，「不会觉得钱是那么要命的一件事儿了」。2014年，他净身退出董事会，告别了乐器行业。对此，他欲说还休，流露出少见的迟疑。他吐露时势造就了他的发达的同时，也让他的内心充满了重重的矛盾和罪责感：

当一个老师要来买东西的时候，你看着他——当然，我不看他，我绝对不会见任何人。员工会来和我讲，他们要把这个乐器卖给他的学生，用一个好像非常公允的姿态。而老师这里边所提的成要比公司大得多，学生完全不知道。比如说这价是100块，老师要50，公司不到10，而学生认为这乐器就是100——实际上是老师在赚他的钱。这件事我们不能说。……走过了这些，我才变成了现在这个人，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会很幼稚的，其实我今天还能说实话，说明我还幼稚。

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心境。他说，人生中如果没见过钱，会有一个盲点，如果没出过名，也会有一个盲点，难免对金钱和名誉有一种神往。见识过了，才让他明白那不是最重要的，尤其对他而言。他认识到自己，听见了内心的声音：「作为一个作曲家，只要给我一张书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精神家园。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或是在浙江的山区，我需要的都只是一张书桌，一架钢琴，一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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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平淡简单的生活，他的心里不再有当初在法国清贫度日的那种屈辱、愤怒和恐惧。物质层面，只要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他就感到知足。过去六年，他没有从音乐写作中获得任何收入，「但没有危机感，可能是一个见过和没见过的区别」。他关注着生命中已然成立的，「事业已经有了，事业不会缩回去。你对世界的看法已经是这样一个宽的维度，不会突然又缩回去。再就是，人的积累，朋友的积累，这一点也不亚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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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夜晚满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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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标准」

到法国几年后，陈其钢有了自我的意识、思想和审美，不甘于跟在一个伟大的传统后面亦步亦趋。他的音乐语言开始脱离法国主流的美学轨道，于是，异己、排外、打压，通通来了。

38岁这年冬天，他的室内乐作品《广陵之光》在法国广播电台音乐厅演出。听完以后，他的一位研究生导师没有任何客套，扬长而去时，只留下一句话，陈，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此后，他再也不出席陈其钢的音乐会。与老师的冲突是一个先兆，意味着某种范围更大的决裂来临。具体说，是他的中国特质的音乐语言，如使用旋律，流露情感，在西方现代音乐的审美标准中，被划为「下等的」「不入流的」。这种区隔由来已久，占据着统领地位，是他和每一个艺术家每天必须面对的强大现实。他深感，「如果你的个性，你自己的精神不强大的话，你几乎什么事都做不了。」

到底是服从他们的标准，还是坚持自己的标准，成为他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他选择了更难的那条路。

九年后，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在香榭丽舍剧院首演，名独奏、名指挥、名乐团，阵容强大。他钟爱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从美国飞来巴黎，现场表现出无懈可击的技巧、激情和感染力，差点让他幸福得晕过去。曲终，观众疯狂了，起立鼓掌，把充沛的热情给予上台谢幕的作曲家。晚上，剧院大厅举办了隆重的鸡尾酒会，笑容，祝贺，赞美，让他一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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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非常苛刻的乐评。文章没有分析，只有「政治正确」的绝对权威，高人一等的视角，以及泄愤的情绪。但因为拉丁语系国家的乐评不活跃，出现一篇两篇，便吸引了舆论的关注。这个乐评人把《逝去的时光》定义为一个「垃圾」，「廉价粗俗的冒牌货」。喜悦骄傲荡然无存，陈其钢感觉被重重地伤害和侮辱了。出版商建议他调整写作的方向。合作伙伴、同道和素日热情的朋友，态度都转变了，没人站出来说一句肯定或温暖的话。

遇到打击的陈其钢，整整一个多月没有出门。他在屋里来回踱步，脑子里不同思想激烈交锋，一如看不见的几头困兽昼夜不休，互搏恶斗。

年老以后，他回望那个青年作曲家，正处在「没有足够的根基、最犹豫、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他打了个比方，海明威、马丁松、川端康成等作家获诺奖以后，看着功成名就，然而没过几年就自杀了。一个敏感多思的艺术家，一个对世界、对自己的事业都有思考的人，一个单靠一己之力去奋斗的人，有时候是特别脆弱的。他最脆弱最痛苦的，倒不是忍受身体的伤痛，而是看不到追求的方向，「我这个路还要走下去吗？或者说，应该这么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