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破防”了？发文飙脏话、威胁伊朗“不达成协议就炸掉一切”

驻在平安夜前夕

　　最终，在美国伊朗无法就海峡达成共识、“双重封锁”的僵局持续、也门战火复燃的背景下，谅解备忘录在8月17日正式到期，战争第三阶段也由此进入更加模糊的未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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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1日，也门交通部提供的图片显示，当日于红海受袭的货船Tihamah号受损。Media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 Republic Of Yemen/Handout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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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僵局：美国经济战对上伊朗强硬派

　　观察当前局势，四大轴线基本如前所述：核议题正被美国逐渐淡化，海峡危机成为各方焦点，并与“抵抗之弧”、中东集体安全问题相互牵引。这就导致不同行为者的行动逻辑愈发分歧。

　　对美国来说，最迫切的短期目标就是开放海峡，削弱“抵抗之弧”则可以做为背景缓慢推进，包括协助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施压已经解散统治机构的哈马斯进一步解除武装、要求伊拉克政府解除亲伊朗民兵的武装；至于核议题虽能提供促谈的经济诱因，但特朗普显然已不强求就此达成协议。因此美国当前做法，其实就是在不主动军事升级的前提下，维持对伊朗的港口封锁，要用经济焦土战迫使伊朗开放海峡。

　　不过以色列的排序似乎正好相反。整体来看，以色列最关切的就是核议题、被美国自动忽视的导弹计划，还有与哈马斯、真主党相关的“抵抗之弧”动态，因此不论美伊如何谈判，以色列始终拒绝从加沙、黎巴嫩、叙利亚撤军。与之相比，海峡危机反而是最无关紧要的议题。显然，前述的白方国王与皇后分歧，至今已是壁垒分明。

　　而伊朗的排序则又更加复杂。如前所述，伊朗从战争第二阶段开始，就已经分裂出两种身份：传统上不与敌人直接交锋的黑方国王、主张直接打击敌方的黑方皇后（革命卫队）。这就导致60天谈判期间，伊朗往往是谈判与攻击交互、甚至同时进行。而从8月8日伊朗新提的六点条件来看，海峡重开又明显与“在所有战线停火”相挂钩，显然还是反映革命卫队的重点考量：要以海峡为谈判杠杆，设法保住“抵抗之弧”的剩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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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么说，当前的海峡危机其实并不单纯聚焦海峡，而是反映四大轴线的复杂交缠：如果美国与以色列对于“抵抗之弧”持续进逼，伊朗就会以海峡危机、中东集体安全作为威胁；但伊朗的持续强硬，也同样会有附带风险与成本，那就是美国封锁港口导致的伊朗版海峡危机、中东新集体安全框架带来的围堵风险，以及损失核议题本身附带的经济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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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日在社交网站发布图片，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新领土”。Truth Social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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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少分析都指出，“经济焦土战”无法实现美国的最高战争目标，也就是推动伊朗政权更迭；但是，如果灰头土脸的美国已经决定唾面自干、缩小范围，只将目标聚焦于海峡重开，那么经济施压未必无法奏效。

　　关键在于，海峡危机也明显正在损害伊朗的对外贸易，尤其是作为财政支柱的原油贸易。

　　根据大宗商品与航运数据分析公司Kpler数据，伊朗原油向中国炼油厂的每日平均交付量，已从3、4月的170 万桶以上，骤降到7月的不足50万桶。

　　这背后原因除了战争封锁冲击出口外，也与高涨的运输成本相关：根据Kpler数据，伊朗7月的每桶原油售价，虽比市价低了5美元以上，运输成本却是超过每桶10美元。这就导致中国选择转向伊拉克等买家，采购更加便宜的原油，又或是持续依赖庞大的12亿桶国家原油储备，而非坚持购买相对昂贵的伊朗油。

　　非原油贸易当然也受到影响。其中，中国作为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伊朗非石油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三分之一。但根据中国海关记录，战争爆发后的前四个月（3月至6月），中伊贸易总额已降到8.23亿美元，约略只有去年同期水平的四分之一。

　　这背后当然也有运输成本高涨的影响，例如伊朗中国商会主席马吉德雷扎·哈里里（Majidreza Hariri）就表示，如今从中国通过海运或陆路向伊朗运输货物的成本，已经高达战前的四倍，运输一个货柜的成本超过13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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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于伊朗持续打击阿联酋油轮、又在8月19日发生导弹袭击事件，后者就因此在同日宣布停止与伊朗的全部经贸、金融交流，实施贸易禁运，这就必然会对伊朗带来更大冲击。关键在于，阿联酋不仅是伊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更是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重要金融口岸。当然，这背后应该有配合美国“经济焦土战”的政治议程。

　　而以上种种，都会导致伊朗经济的雪上加霜。根据伊朗统计中心8月发布的最新数据，年均通胀率已攀升到创纪录的62%，同比通胀率更是飙升到82%，迅速削弱了家庭购买力。

　　其中，食品价格是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已连续第六个月维持在三位数，例如7月份，全国食品的通胀率就达134%，农村地区更是高达140%。且在统计机构监测的食品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食品价格已经突破经济学家所说的危机水平。

　　此外，根据伊朗劳工通讯社（ILNA）报道，近几个月来，就连鸡肉、鸡蛋和面包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对许多工薪阶层家庭来说也是难以负担，光是面包价格就平均上涨了100%至140%。政府在1月示威后推出的食品券，如今也失去了大部分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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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致命的是，由于战争破坏、进口困难、国内生产与需求差距，伊朗开始面临燃料不足的窘境，为此政府不得不就三项抑制汽油消耗的提案进行讨论，包括对加油站的每日供应量设定上限、收紧车辆配额，并允许以市场价格出售更多汽油、将燃料配额从车辆转移到个人并允许公民进行交易。

　　可是油价上涨从来都是伊朗国内的高敏感问题，例如人称“血腥十一月”的2019年全国示威，导火线就是油价上涨。正因如此，佩泽希齐扬还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承诺，未经公众同意不会提高汽油价格，如今却不得不进行讨论，显然危机已有一定急迫性。

　　当然，中产阶级被腐蚀、低收入户难以维生，都未必能让伊朗高层改变战争决策，近期的军方人事改组就透露一定线索。8月9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革命卫队前总司令雷扎伊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随后又在10日任命6位政要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民兵武装巴斯基（Basji）的高层职务。基本上前述7位都以强硬立场著称。

　　其中，接掌巴斯基的塔伊布（Hossein Taeb）不仅曾任革命卫队情报机关负责人多年，更在2009年示威中指挥巴斯基进行镇压、维持秩序。因此其任命也被广泛解读为：在战争与封锁持续的背景下，伊朗高层对于经济恶化可能导致的政治风险、示威回潮，已经有所预期，所以设法要用巴斯基筑起第一道防火墙，以免2026年1月的大规模示威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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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经济困局还是呼应一个现实：伊朗或许有“边打边谈”的能力，却没有“只打不谈”的本钱。即便立场强硬如雷扎伊，也还是在接受伊朗劳工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应该进行谈判，但自己反对的是在谈判进行期间维持停火。”从这个视角来看，雷扎伊与佩泽希齐扬政府的主要区别，其实不在伊朗是否应该进行谈判，而是应该以什么条件谈判，军事压力与外交手段又是否应该并存。

　　而伊朗的保守派报纸《法希赫特甘报》（Farhikhtegan newspaper）同样反对某些极端强硬派的论述，也就是将伊朗的选择简化为让步与战争。这也就与雷扎伊的本身观点相共鸣：批评了认为可以通过让步、尤其是移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而将冲突转化为和平的声音，更批评了仅从军事角度看待冲突，并将战争视为唯一解决方案的立场。

　　因此，在谅解备忘录已经过期的可见未来内，围绕海峡的对峙恐怕还会持续进行：伊朗不会彻底停止对外攻击，对象可能包括船舶、海湾或其他中东国家；以色列也不会停下对“抵抗之弧”的打击，不论是在加沙、黎巴嫩或叙利亚；美国则会推进封锁与制裁，并与以色列继续施压“抵抗之弧”解除武装，但也会同时避免与伊朗爆发大战。与此同时，尽管各方军事集结不断，水面之下的外交接触也还会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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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北约：持久趋势还是各有议程

　　而在这段过程中，不论是海湾国家或“抵抗之弧”板块，明显就要成为三方施压谈判、推进战争目标的手中筹码，说得更直接，其实就是充当受威吓或被打击对象。

　　这就会牵引出另一个话题：被加沙、伊朗战争一路催发的中东集体安全变化，包括2025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的《战略共同防御协定》，2026年3月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筹组的“四国集团”，7月30日沙特成立的“多国海上防御联盟”，8月7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究竟能不能成为“后美军”时代的中东主旋律，又或是会重复过往类似建制的宿命，只能在威胁当下促成各方团聚，而无法形塑长久的区域秩序。

　　其中，参与所有前述安排的沙特，明显是一大关键；而被所有前述安排跳过的阿联酋，则又代表了另一种机制立场。这就体现白方城堡（沙特）与骑士（阿联酋）的不同路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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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沙特明显更重视自己在国家集团中的政治合法性、战略中心地位，阿联酋则更侧重灵活的伙伴关系、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化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因此面对加沙战争爆发，双方的对外姿态其实早已出现分歧：沙特受巴勒斯坦议题牵制，必须考量关系正常化可能带来的内外政治成本，因此只能反复调整姿态，持续推迟对以建交；反之，阿联酋却是将与以色列的关系视为战略资产，认为只需妥善管理而非推倒重来。

　　伊朗战争爆发后，双方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策略：阿联酋持续深化对美以轴心的绑定，沙特则更倾向建立某种区域性的国家集团，例如“四国集团”“多国海上防御联盟”、被称作“中东北约”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而且无一例外全都排除阿联酋参与。这背后逻辑，其实也就像沙特过去对卡塔尔的外交围堵、与伊朗的地缘博弈，目的都是大刀阔斧巩固领导地位。

　　而从这个视角回顾前述集体安全新机制，或许就能体察联盟底下的复杂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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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些机制当然证明美国保护伞的严重失灵，导致区域国家必须自求出路、团结吓阻；可与此同时，这些动态也无疑展现沙特的地缘野心，要利用战争变局扩大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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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6日，一张卫星影像显示，沙特阿拉伯吉赞省吉赞市一处石油设施冒出浓烟。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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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或许就解释了一个战争过程中的神奇现象：为何沙特一面筹组集体安全机制，看似要在美国领导外另起炉灶，自己却又反复支持美以轴心对于伊朗的地缘施压，包括2025年9月与巴基斯坦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后，随即在2026年2月游说美国对伊朗开战；2026年3月筹组“四国集团”后，又在7月通报美国轰炸也门萨那机场，以及与美国共同打击伊拉克的亲伊朗民兵。

　　甚至早在加沙战争削弱作为“抵抗之弧”枢纽的真主党、导致作为“抵抗之弧”关键孔道的叙利亚变天时，沙特的外交与资本也就已经进入叙利亚、黎巴嫩布局，要竞逐抢占伊朗势力消退的地缘真空，正如后续加入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也同样是希望参与战后加沙治理，扩大地缘影响力。而以上规划要能推进，当然都是建立在“不反美反以”的战略姿态前提下。

　　因此，论及伊朗战争对沙特的影响，或许可以说是加速与安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进程，包括强化与巴基斯坦、乌克兰、其他中东国家的防务合作，却不等于完全取代与美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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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利用《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推进自身地缘目标的不只沙特，巴基斯坦也存在类似考量，这就反映近年南亚两强面向中东的地缘竞逐：印度明显强化了与以色列的关系，巴基斯坦则持续攻略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但这同样会对巴基斯坦构成行动限制：有鉴于巴基斯坦与伊朗在边境安全协调、贸易关系、反恐议题的务实合作，所有明确针对伊朗的集体威慑机制，都必然会对巴基斯坦构成挑战。

　　正因如此，即便2026年伊朗战争导致沙特被袭击后，沙巴已经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巴基斯坦却没有发挥“沙特亲卫队”作用，直接对伊朗进行军事回击；正如被称作“中东北约”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出炉后，即便各方宣称攻击一国等于攻击三国，但面对也门胡塞持续打击沙特炼油厂与船舶，巴基斯坦也都没有真正动手。

　　归根结底，巴基斯坦的战略困境始终存在：究竟是要维护与海湾国家的伙伴关系，还是保障自己的边境稳定。可以这么说，当前框架或许具有历史意义，却明显没有提供缓解前述矛盾的机制，因此对巴基斯坦来说，即便《麦加联合防御协议》表面威吓意味明显，却也还是与外交机制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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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6日，图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乐见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御协议，表示中东国家正趋于团结，来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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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国时，就已经主打“机会主义”至上的行动逻辑；面对中东议题，也同样倾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框架，重点关注国防协调、情报共享和军事训练合作。因此加入《麦加联合防御协议》，预示着土耳其不仅有机会扩大军售市场，更获得了深入海湾的机会之窗，但这同样不代表与美以秩序的彻底对抗。例如面对黎巴嫩战线，土耳其就积极表示有意加入美以主导的解除真主党武装进程。

　　当然，《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未必只能针对伊朗，也可以在某些情境下实现对以色列的吓阻。但平心而论，这种色彩又会同时阻却联盟的扩大，因为已经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都不会轻易加入。例如，阿联酋就讪笑沙特只是想跳过多数海湾国家另起炉灶，而且三国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敌人”。埃及虽然被土耳其力邀参与，却也因为以色列表达关切、沙特又认为埃及太亲近阿联酋，所以最终没有加入，否则在土耳其原本的设想内，《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或许应该等同“四国集团的防务合作协议。

　　可以发现，美国的保护伞确实破洞又漏风，可是号称“中东北约”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究竟能走多远、又能扩容出多少成员，其实取决于各国能否真正管控彼此的结构性矛盾、承受优先事项分歧的现实考验，以及当前危机又是否能产生足够且持续的压力，来迫使各方在威胁消退后依然保持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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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能，后续恐怕就会如同1950年《阿拉伯联盟联合防御与经济合作条约》（Arab League Joint Defenc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reaty）、1955年《巴格达条约》（The Baghdad Pact）、1984年海湾合作委员会半岛盾牌部队（Peninsula Shield Force）、2015年针对也门的“果断风暴行动”（Operation Decisive Storm）联军等众多前例，如果不是“攻击一国等于攻击整体”的宣言流于形式，就是因为各方分歧宣告解体。

　　不过回归战争整体棋局，即便中东集体安全机制尚不如北约，却也还是战争四大轴线之一，而且能发挥一定吓阻作用。成效最明显的或许就是针对海峡危机。

　　表面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双重封锁”僵局仍在持续，红海危机也似乎同步连动。但观察现实数据，两道海峡其实仍有船舶每日通过，而且运量正在回升。

　　首先是霍尔木兹海峡，虽说炸船事件不时发生，但根据Axios 19日的报道，曾在6月下旬引发伊朗攻击的阿曼水道，如今因为美军进行护航已经恢复通行，每日的原油平均出口量持续增加，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约为美伊战前运量的一半。与此同时，也有船舶使用伊朗水道而没有被美军拦截打击

　　再来是从7月下旬起被胡塞反复干扰的曼德海峡，虽说攻击后第一周的流量暴跌24%，但如今炸船事件已鲜有发生，胡塞更多是转而对也门政府军辖地、沙特炼油厂发动零星攻击，红海运量则随之回升，航运巨头们的8月上旬动态已经说明一切：达飞海运集团、地中海航运公司、马士基与赫伯罗特都将原本绕道好望角的部分货运量，重新移回途经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显然都是评估胡塞干扰后继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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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拍摄于2026年7月12日的卫星图像显示了曼德海峡的状况。伊朗威胁要利用也门胡塞武装盟友封锁曼德海峡，这条海峡是通往红海的重要通道。Reuters

　　而也正是以上种种，成功缓解了全球油价飙涨，阻止“夏季每桶飙破150美元”的预言成真。当然，真正促使海峡无声“半通航”的，或许还是水面之下的多方外交斡旋与交换，以及美国本身的军事威吓，但这背后或许也不能排除沙特成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所发挥的吓阻作用，不论是对伊朗或胡塞武装，尤其7月下旬也门战火复燃后，也门政府明显是在美国与沙特支持下，对胡塞武装进行了上百次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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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从加沙战争到伊朗战争，四大轴线经历将近3年的战火炼化，或许早已在各种冲突的边界试探下，勉强形成了高风险的战争调节机制。

　　一方面，由于四大轴线相互牵制，其中一条起火都可能震动其他三条，不论是核议题、海峡僵局、抵抗之弧或集体安全，都已不再是完全独立的问题，而是同一场战略对抗的不同战线。这就可能迫使各方形成没有大战与协议，但海峡不算安全、却也没有彻底封死，“抵抗之弧”转趋低调、却也没有彻底消亡的危险平衡。

　　但另一方面，正因这种危险平衡完全建立在“不战不和”的模糊状态上，只要冲突当中有一方为了推进战争目标而猛然施压，就有一定机率触发全面升级的连锁反应。换句话说，这种调解机制之所以高风险，不只是因各方为达“更有利自己的平衡”，都有动机故意升级，更是因为各方的每一次试图加压，都有可能减少另一方的不回应空间，导致平衡的更加不稳。

　　归根结底，战争与谈判就是光影相生的一体两面，谈判破裂导致战争，战争却又可能推动谈判。聚焦当前伊朗棋局，正是因为行为者数量众多、四大轴线复杂交缠，所以能在边打边谈中反复形成多阶段的危险平衡；但与此同时，这也预示各方其实都无从确定，每一次升级的最终结果，究竟是朝着协议出炉更进一步，还是朝向协议破局一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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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尔·梅丹在《纽约时报》刊文：中国成伊朗战争的“意外赢家”

2026年08月27日 11:36 作者 avatar 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官方账号

　　编者按：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僵持之中，但在有些海外能源学者看来，“意外赢家”已然浮出水面。

　　当地时间8月25日，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研究项目负责人米哈尔·梅丹博士（Dr。 Michal Meidan）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正是“伊朗战争的意外赢家”。

　　梅丹在文中分析称，这场战争虽然暴露了中国石油进口通道上的风险，却也验证了其多年来在能源转型与战略储备方面的布局行之有效，使中国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反而成为受益方。

　　观察者网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

　　[文/米哈尔·梅丹]

　　当美以伊战争于2月下旬打响时，中国看上去脆弱不堪。

　　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近年来70%以上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其中约一半来自中东。在美国打乱来自委内瑞拉的全球石油供应几个月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卡住了咽喉，这似乎给中国带来了其最大的战略恐惧之一：一场他们无法控制的、破坏性极大的石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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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开战反而为中国带来了可喜的启示——中国经受住了现代史上最严峻的石油供应中断之一，证明多年筹备已化解了这一巨大软肋，以及美国在地缘政治对抗中可借以施压北京的潜在筹码。

　　中国在1993年之前是可以实现石油自给的，此后，蓬勃发展的经济带来了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其变成了一个净进口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的石油进口飙升，促使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3年警告称，敌对势力可能寻求控制马六甲海峡——中国进口石油的很大一部分都要经过这个位于东南亚的海上通道。

　　对此，中国政府方面拿出了一套范围广泛的战略，以减少这种脆弱性。

　　中国分散了石油供应来源，限制来自中东的石油占比，并开始建立据估计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库存，其规模大约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石油储备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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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4月24日拍摄的如东洋口港中石油江苏LNG接收站储罐区和接收站码头。 新华社

　　与此同时，中国大力推动将乘用车从化石燃料汽车转变为电动汽车，使其成为迄今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而且它正在将这一努力扩展到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