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让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看6学者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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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5月11日 08:27 中国科学报

　　原标题：文科生让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看6学者怎么说

　　日前，央行一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在网上引发热议。该文中提到，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这一观点被认为是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歧视，也是“文科（生）无用论”的“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人文学科也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外不少高校在大幅压缩、裁撤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价值何在？其对于理工科发展有何裨益？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人文学科，乃至理工科人才培养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围绕这些问题，本报特邀请分别来自人文社会学科和理工学科的6位学者同台研讨，以指点未来学科发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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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科背景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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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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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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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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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科背景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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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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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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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王崇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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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报》：对于由央行工作论文中的观点引发的有关“文科（生）无用论”的争议，您怎样看？

　　程星：如此陈旧的命题能够引发热议，一定是触动了当代社会的某个痛点。这个痛点在我看来，既无关大学的专业设置，也不涉及文科是否有用、文科生是否受到歧视的问题，而在于当代高等教育背后无法回避的民生问题。

　　近20年来，我国高校急剧扩张，每年有几百万本科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造成巨大压力，而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的期待则聚焦于成功就业与专业对口这类基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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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在人才培养问题上，当代大学之“供”与普罗大众之“求”之间出现了错位。

　　这种错位导致社会对于大学教育目的误解以及对毕业生前途（以及钱途）的极度焦虑。

　　有一点可以肯定，和所有的网络话题一样，关于文科生是否太多的热议很快就会冷却，不应当冷却的却是话题背后的民生问题，而对此最不该绕道而行的是当代大学的决策者和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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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谋：因文科生太多而导致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成见。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国家富裕了，才有更多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文科。

　　首先，“文科无用论”带着明显的“唯GDP是举”的味道，国家发展不能等同于“GDP至上”。

　　其次，不能将“用处”等同于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也是“用处”，组织、协调人际关系也是“生产力”。再次，就个人而言，人生不能被等同于赚钱。

　　最后，也没有统计数字证据表明，文科生在提高GDP方面的能力比理工科学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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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根书：“文科生太多”这种观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歧视。有人认为，这篇工作论文的作者是几位经济学博士，他们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好像应该没有“歧视”一说，但实际上学科之间的歧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

　　钱钟书在《围城》中曾说：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外国语文学系瞧不起中国文学系，中国文学系瞧不起哲学系，哲学系瞧不起社会学系，社会学系瞧不起教育系，教育系的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所以说，不是说作者是经济学的博士，就不存在学科歧视了。在有些人描述的学科歧视链中，商科、经济金融学科处于顶层，都不一定瞧得起工科、理科，更不用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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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义遒：在我看来，该文讨论的仅仅是大学毕业生的专业数量结构是否与该国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问题。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情况有很大差别。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有一段时期对文科重视不足，并因此吃过大亏。上世纪80年代后，各高校开始增设文科专业，文科生比例有所提高。

　　目前高校12个专业大类、506个本科专业基本目录中（各年有所不同，这里将“管理”类归为文科，实际上该类以及其他相关专业都是文理兼容的），文理专业数分别为230与276个，比例为1：1.2，但从招生报名和录取人数来看，都是大大超过这个比例的，即反映出文科生的总体数量要远少于理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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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但近年来，我国文科教育的规模一直在快速发展。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该文章作者认为，基于东南亚地区的情况，需要提醒一下我国不要重蹈其覆辙，我认为未尝不可。

　　“重视理工科教育”是永远正确的命题，存在争议的可能是作者希望我国不要发生“文科生太多”的现象，似乎隐含着当下我国已有这种现象的苗头。这也无可厚非，凡事过犹不及，“太”总是不好的。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国外不少高校大幅压缩、裁撤人文学科。在您看来，其背后的原因是否是对人文学科价值的低估？而这种现象是否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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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星：我们需要先看事实再谈观点。以美国为例，2019年1月7日的《福布斯》杂志引述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指出，美国在2005—2006学年至2015—2016学年这十年之间，大学授予的学士学位增加了29%。

　　但9个专业授予的学士学位则出现递减：教育（-19%），英文（-22%），哲学（-15%），运输（-15%），建筑（-7%），外语（-5%），人文学科（-3%），种族、区域和文化研究（-0.5%），社会科学和历史（-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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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医疗健康方面的毕业生增加1倍以上，生物与生物医学增长61%，工程增长60%，数学与统计学增长54%，物理科学和科学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增长49%，商学院毕业生人数增长17%。

　　再看日本。2015年6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函给国立大学校长，提出重新定位各校角色，要求“师范与人文社会科学系所在面对少子化与人才需求时……必须制订计划，废除系所或积极转换领域，优先响应社会上人才需求较高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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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卖新闻》对大学校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开设这些学科课程的60所国立大学中，有26所确认将在日本政府的要求下关闭或缩减相关院系。

　　美日两国的共同之处是，近年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萎缩。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大学更像是自由市场，学生的选择决定了大学文理工医商等学科的分布和涨落。

　　而在日本，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兴衰存亡似乎更多通过政府干预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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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仅凭两则新闻便对两国大学作如此解读，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确是各国在大学和学科的布局上经常采用的手段。问题是，这两种调节方式背后的依据何在？

　　美国社会一贯重文轻理，因此近二十年来政府提倡和鼓励学生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得到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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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有文科的学者为此感到忧心忡忡，也实属情有可原。反观日本，政府一贯掌握高等教育的生杀大权，此次对大学文科下达如此功利且反智的指令，在东京和京都多所名牌大学中引发强烈反弹。

　　日本科学委员会随后发表一份声明，表示“深切关注这一行政指令对日本人文社会科学未来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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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谋：出现这种情况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当前人文学科发展状况不适应社会需要。有两个需要转变的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长久以来，人文学科以博学为荣，即以读过更多边边角角的书、记得更多别人的话、知道更多的典故为荣，这种旨趣在搜索引擎的时代已毫无意义。

　　现在要培养学生的是慎思的能力，即能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活生生的人进行思考和建构的能力。比如，将哲学视为哲学史，就是非常有害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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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问题是，如今文科与文科生的专业、“领地”意识过强，画地为牢，尤其是对科技过于隔膜，对科技问题和技术时代的相关问题关心不够、响应不力。

　　文科本来就应该是通学、问题学，不应该学着自然科学成为“分科之学”。

　　“分科之学”现已成为大问题。在技术时代，文科生应学习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