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什么低?
促消费和扩大内需政策并非近年才有,早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为稳定经济增长,政府就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如家电下乡、汽车免税等。遗憾的是,中国居民消费率在2000年之后一路下行,从2000年的47%下降到2008年35.4%。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经济增长率下降,消费率有所回升,但2018年的居民消费率也仅为38.7%,远低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低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比日本和韩国历史上的最低点还要低。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居民消费率最低点出现在1970年附近,为48.2%,韩国居民消费率最低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为49.3%,都比中国2018年的居民消费率高出约10个百分点。
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率远低于其他国家?理解这个问题是合理制定政策的前提。很多研究者基于标准消费理论对中国消费不足给出了解释。比如,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年轻人储蓄率高于老年人,金融危机前中国年轻人比例较高(人口红利)导致中国居民储蓄率更高;流动性约束理论认为,难以从金融市场贷款是居民提高储蓄的原因,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居民不得不更多储蓄……。这些基于标准消费理论的解释,往往难以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在金融市场效率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国储蓄率在2000年之后却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
第二,为什么中国居民储蓄率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低?
笔者的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低消费不能简单沿用标准消费理论来解释,它是由中国经济特有的经济转型特征所决定。直观地讲,居民不愿意消费,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没钱消费,二是有钱不愿意消费。
第一个原因涉及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第二个原因涉及居民储蓄率问题。2000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呈现出从居民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特征,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始终处于低位。201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仅为51.8%,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背后有更复杂的原因,在此先按下不表。
造成居民消费率低的第二个原因是居民消费意愿低,即给定收入前提下更不愿意消费,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意愿这么低?这其中也有多种原因,仅举一例以说明。对普通家庭而言,压低消费、提高储蓄主要是为了应对买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大支出。这些因素,粗看起来都是需求侧的因素,是因为居民个人需求造成的储蓄率上升。但是,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居民都会面临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问题,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会造成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细致分析可以看出,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优质资源稀缺导致竞争加剧,价格上升,家庭间形成了“竞争性储蓄”。换言之,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并不是由需求侧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供给不足导致的,就需求论需求无法解决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
三、促消费须从供给侧改革入手
中国消费问题的特殊之处在于,居民消费率低在很大程度上与供给侧有关,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问题。可以看些更直接的例子,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国大量家庭在海外代购奶粉,不是因为中国居民对奶粉没有需求,而是因为中国奶粉市场安全隐患始终存在。更有趣的是,很多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外的销售价格却低于国内,导致很多家庭从海外重新买回了中国制造的产品,类似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这一系列现象的出现,说明解决中国的消费问题不能简单从需求侧入手,而要在供给侧下功夫。
近期,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相比之前的促消费政策,该“意见”最大的亮点,是所有政策落脚点都是供给侧,把提升供给能力作为政策核心,在消费问题上落实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居民消费而言,近期还有另外一个制度变革值得关注——“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该“决定”对大城市土地供给将产生长期影响,土地供给是住房价格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对中国居民消费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需要指出的是,供给侧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一日之功,其影响在短期内不容易凸显,但是,消费本身就是长期问题,需要用长期方式才能解决。
(作者陈斌开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