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根曾公开称赞第一次购买是“指数级的颠覆性进步”,还说这是他夏季出版的政治回忆录高潮。 他在书里写道:“我们克服语言障碍和13个小时的时差,打了几十个电话,一夜又一夜,有时好像还通宵了。” 谈到第一批韩国试剂盒4月抵达当地机场时,他又说:“没人知道这50万份试剂盒可能挽救多少人的生命,但这将是个很大的数目。这项任务成功得到了全国媒体的大量关注。” 确实,马里兰州的地方官员曾经希望,这次购买能提升当地的病毒筛查能力。但州政府没有迅速下发试剂盒,地方官员和州议员开始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查阅公开证据和数百页电子邮件及其他记录可以发现,霍根和他的高级卫生和采购官员并未向立法机构、该州负责开支的部门和公众披露第一批试剂盒的缺陷。 在回答议员质询时,霍根的高级官员一再声称,他们不知道试剂盒的使用量。 霍根方面,现在也拒绝与《华盛顿邮报》讨论试剂盒的事情。他的发言人辩解说,最初的试剂盒“可以在特定实验室流程下使用,但这会比购买升级版试剂盒花费更长的时间。” 而在得知《华盛顿邮报》的结论后,州议员们表示,他们感觉受到了霍根政府的误导。 州参议院里唯一医生出身的参议员克拉伦斯·K·林(Clarence K. Lam)说:“州政府似乎非常明显地想办法来避免对这些试剂盒的问责与监督,这非常令人失望。” “我们为这些试剂盒花了很多钱,但却不能马上知道它们在疫情严峻时期的使用情况,是很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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