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转直下 自疫情在中国爆发,我每天关注中国抗疫的新闻以及新冠肺炎在欧洲及英国的发展态势。 2月19日至23日,先生因公务到维也纳出差,我和儿子也一起同行。虽然我心有余悸、担心病毒,但是那时奥地利的新冠病例为零,英国的新冠控制情况也还好——根据英国广播公司2月15日的报道,在英国9名确诊为新冠阳性的患者8名已经出院。 我的判断是我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勤洗手,应该是安全的。因此,我决定加入奥地利之行。让我惊讶的是,我们进出伦敦希斯罗机场和维也纳国际机场,没有任何的体温检测或者是看到任何人戴口罩。那时的伦敦和维也纳一样,蓝天白云,游客们在路边悠闲地喝着咖啡、喂着鸽子、晒着太阳、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谁能料到2月23日之后灾难性的疫情开始在英国大范围爆发。 2月28日,英国24小时新增6例,出现首个死亡病例首例。2月29日,英国一天暴增12例,然而英国人对新冠的防控并不是特别关注,大家更感兴趣的是 “英国首相和他小24岁的女友奉子成婚!” 3月4日伦敦德勤员工确诊,英国一天爆增34例,NHS 宣布疫情最高响应级别;3月6日英国累计163例2人死亡,政府却不让轻症患者去医院,而是在家自我隔离;3月7日英国累计206列,英国政府信心满满,然而医生慌了:口罩、呼吸机、病床都不够;3月8日英国新冠273例,当天还有大量从意大利封城区飞英国的航班降落;3月9日英国319例,当日上千人从意大利北疫区逃回英国,机场不设防,毫无任何健康检查;3月11日英国累计456例,卫生部副部长Nadine Dorries确诊。参与制定国家防疫政策的卫生部副部长居然被确诊,这让大众如何信任政府? 自求多福 在这种大气候下,我们只好自己多加小心,积极防疫。 我从3月初起就错峰去上班或者是在家工作。我也经常关注儿子幼儿园的通知和妈妈群信息。英国人却把冠状肺炎当成流感一样,平时上班乘地铁看不到一人带口罩,大家该开派对的派对,该去酒吧的去酒吧。 我最担心的是我家先生。他工作进出的议会(大笨钟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宫)里,保守估计每天不少于五千人的人流量,包括国会议员、公务员、办公室职员、媒体记者、国内外政府访问团等。他经常要出席几百人的活动做演讲或是担任嘉宾,接触的人流量可想而知。进出议会,没有任何的体温检测,英国人也不提倡戴口罩。 这里必须要提一下戴口罩的文化差异。英国人的观念是健康人不用戴口罩,只有得病了才带口罩,防止传染。在中国疫情期间,政府大力提倡戴口罩;没有疫情的时候,有时因为雾霾大家也带口罩。因此,由于国情和文化的不同,在英国带口罩会被认为是得了传染病并招致“嫌弃”的眼光。据媒体报道,在英国的华人和中国留学生防新冠戴口罩,还出现好几起被打事件。 另外,从1月份起英国就很难买到口罩。那时中国疫情爆发,海外华人群策群力,积极捐钱捐物资给中国同胞们寄去。我1月中旬到伦敦的药店和网上去买,已经买不到了口罩了。最后在亚马逊上买了10个一次性的天价口罩,也不知是真是假,主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每次先生出门我建议他带口罩,均被拒绝,但是我给了他一瓶免洗洗手液,叮嘱他要当心。每当我问他能不能在家工作,减少与人群接触,他总是义正言辞地告诉我“没关系,没那么恐怖。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到议会处理。” 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所以之后英国首相、卫生大臣等高级官员被确诊为新冠阳性并不让我觉得太惊讶。他们接触的人群多,防范不到位,只提倡洗手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成功的抗疫经验,他们似乎并没有学习到。 3月13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召集内阁要员召开“眼镜蛇”会议后,公布了“群体免疫”。首相还提到“在这场疫情中很多人会失去自己的至亲”。约翰逊一直不走寻常路线,群体免疫这一概念一公布舆论就炸开锅了。有人说这是一场政治豪赌,有人说首相的政策让人寒心,还有人表示各国国情不同,要相信政府、相信科学。 英国政府把抗疫分成4个阶段,分别是控制(Contain)、延缓(Delay)、研究(Research)以及减轻(Mitigate)。目前到了延缓阶段。在这个阶段,英国政府要求所有有新冠病毒症状的人——发烧37.8度以上或持续咳嗽——无论症状多微弱,都必须在家自我隔离7天。轻症患者自行在家隔离 ,不要求医。大型集会可以继续,学校继续上课。 看到这个不太靠谱的政策,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现在只能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尽量不要外出与人接触,因为英国NHS 医疗体系已经超负荷了,很多医院重症病人的床位已经占满,万一不幸染上这个病,恐怖的后果不敢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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