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副省长的使命 金融副省长在专业领域的工作履历，使得他们能够应对地方金融工作中的挑战。 刚上任月余，谭炯就带队到上交所推介贵州债券，召开贵州省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这是他首次以地方官员的身份直面曾经的同业。 谭炯在会上如是说，“坦诚讲，我能够非常切实地了解金融运行的本质、目标、规定，也切实地了解和在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到地方工作以后，虽然时间短，但是也非常深入、具体地了解到政府的使命和责任。” 他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贵州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措施，如加强信用建设、做到有借有还；推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融资平台的到期债务进行收购重组等。“贵州省政府的态度的确值得点赞，毕竟好的态度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上海某中型券商债券交易员表示。 贵州近年来GDP增速居全国前列，但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记者统计发现，截至2018年末贵州政府债务余额为8834.15亿，居全国第六位；但债务率为148%，居各省份第一位。 不止是贵州，对于全国各省份而言，共同的难题显而易见：隐性债务规模不小，融资平台非标违约时有发生；无牌照金融活动涉众风险隐患大，事关社会稳定。 本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属地风险处置责任明显强化。在此背景下，如何监管好P2P、小贷、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典当等类金融业务是一个新课题。 据梳理，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除分管金融事务外，还分管商务、住建、国资等事务。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北京市副市长殷勇还担任市委常委，这将使他们能更好地统筹资源处理好相关事务。 在一次公开论坛上，殷勇建议，应进一步健全地方金融协调机制。可在地方政府牵头的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下，分别构建地方金融监管协调和风险处置两个机制。 在处置金融风险之余，金融技术性官员还要帮助地方融资、发展经济。这可通过地方数据管窥一豹。 《新华日报》曾报道称，2015年底江苏启动金融系统和地方干部双向挂职工作。第一批103名挂职干部在培育地方金融环境、帮助重点项目融资、推动企业上市及上市企业再融资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出台相关文件184个，引进金融机构127家，主导或协助融资4880亿元；帮助企业化解金融风险421次。此外，还推动27家企业主板上市、219家企业新三板上市。 下一站 近日，广东省原副省长欧阳卫民出任国开行党委副书记。在履行相关手续后，他将出任国开行行长一职。金融副省长的回归由此再次引发热议，他们的下一站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此之前担任金融副省长的14个案例中，卸任金融副省长后下一站未重返金融系统的为两人：现任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早年在证监会系统工作，后出任湖北省副省长，2018年11月调任现职；现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丁向群类似，早年在国有大行工作，后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18年9月调任现职。 其余12位金融副省长则再度回到金融系统，占比达85.7%。其中，五位出任机构正职（董事长、行长）。如蒋超良2004年从湖北省副省长调任交行董事长，欧阳卫民亦属于这一情况。对欧阳卫民而言，未来如何发挥国开行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应是他任上的课题之一。 另有四人出任金融监管部门副职。比如郭树清2001年从贵州省副省长调任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在任命会上，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如是评价：到贵州后，（郭树清）协助省长研究制定了贵州“十五”计划和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意见，提出许多符合实际的改革建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结束贵州任职几年后，郭树清对这一段经历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2005年在《在过剩与贫穷之间》一书中写道，从1999年到2001年，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其余时候则在宏观管理部门任职。一半由于责任，一半由于兴趣，我当时最关注的问题是总体经济的改善和落后地区的开发，特别是两者之间所有可能的统一和结合。 “这使得作者能够从地方管理到国家宏观调控，从贫穷、短缺到富裕、过剩，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以一种相对宽阔而且现实的视野，来系统地考察和思索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并以务实的精神去解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当时在国研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巴曙松如是作出书评。 分析认为，在强监管的背景下，金融技术官员再度回归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在深刻了解地方思路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防控、处置金融风险，把握好改革的节奏、步伐和切入点。 据记者统计，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中，就任时平均年龄为50岁。其中重庆市副市长李波、山东省副省长刘强就任副省长时最为年轻（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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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9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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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4 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