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娃娃抓起” 越来越多的学校已将垃圾分类纳入青少年素质教育。 在东城区灯市口小学，除了公共场所配备的四类垃圾桶，每个班级还单独设置了两个垃圾桶，分别收集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收集可回收物的垃圾桶又被称为“绿色银行”。 该校环保社团指导老师袁日涉介绍，学生在校期间，每个月都会开展绿色银行“以废换绿”活动，将收集到的可回收垃圾卖掉，获得的资金用于每年4月植树绿化。学校还联合了附近的公园，组织学生在公园内认养树木。 “垃圾分类的知识教育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意识和习惯。”袁日涉说，有一次校内午餐，学生们吃到了粽子，一名同学问粽子叶属于什么垃圾。她就和同学们一起通过北京垃圾分类小程序查询，看似是厨余垃圾的粽子叶原来属于其他垃圾，大家还一起查找资料，探究原因。去年暑假，学生的假期作业中也有记录家中21天垃圾产生量、变废为宝的做法等实践内容。通过学生们的“小手”，如今不少家长也被拉进了垃圾分类队伍。 “每个人每天都会产生垃圾，这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话题。做好垃圾分类，对个人卫生习惯、社会责任感的形成也有益处。这样一个习惯的养成，也需要从娃娃抓起。”袁日涉说。 根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北京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到今年底，北京各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将达到100%。北京市教委还联合市城市管委录制了针对大、中、小、幼不同学段的垃圾分类线上课程。 不少街道也开展了垃圾分类“小小志愿者”活动，鼓励孩子实践体验垃圾分类工作。崇外街道计划在全街道范围内推广“小小志愿者”，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涛说，希望在孩子们的童年时期就埋下一颗垃圾分类的种子，日积月累，生根发芽。 20年的探索 一系列努力背后，是北京生活垃圾分类走过的20年历程。 1996年，西城区大乘巷社区成为北京第一个试点垃圾分类的社区。曾见证这一历史的崔湘文如今已77岁，仍自愿担任该社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据他回忆，当年12月，社区几名退休教师在家委会门口的小黑板上写下了《致居民的一封信》，号召居民分类投放垃圾，社区垃圾分类从此开始，至今24年未曾间断。 崔湘文记得，最初社区买来3个大垃圾桶，贴上不同标志，分别投放可回收垃圾、塑料泡沫和废旧金属。2003年开始，院里的垃圾分类进一步规范，细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种。近几年，为方便居民投放，院里还引入了智能分类垃圾桶。如今这个拥有403户居民的小型社区，仍然是北京垃圾分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符号。 2000年，原建设部确定北京等8座城市试点推广垃圾可回收、不可回收两分法。如果将此作为正式起点，北京探索垃圾分类已有20年。 同年，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在申办报告中承诺，要在北京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并明确到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50%，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30%。这加速了北京垃圾分类的进程。 2002年8月，当时的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公布，北京生活垃圾分类标识确定为六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纸类、瓶罐、电池、其余垃圾。不过，六分类法比后来推行的分类方式更加复杂，实际推行过程中阻力重重。此后，北京垃圾分类方式经历了数次调整，2010年，分类标准改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三类。 王维平认为，垃圾分类的基本原则是末端处理能力决定前端分类方式，“只有后端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形成，条件比较成熟了，前端分类才有保障。” 2000年-2010年，北京加速建设末端垃圾处理设施，相继建成小武基转运站、北神树填埋场、南宫堆肥厂和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等垃圾处理设施。在此基础上，2011年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进一步将生活垃圾细分为餐厨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四类，次年3月正式施行。《北京人大》期刊发文指出，至此，北京生活垃圾处理初步进入以卫生填埋为主，焚烧、堆肥和综合处理为辅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阶段。
去年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对生活垃圾分类提出了更高要求，将生活垃圾分类调整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并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个人分类责任及相应处罚措施，今年5月1日施行。 刘建国分析，与20年前相比，目前北京的末端垃圾处理设施能力已比较充分，分类处理体系相对合理，基本能够满足处理需求，为推动垃圾分类提供了硬件保障。北京市城管委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共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44座，其中焚烧设施11座、生化设施23座，家庭厨余垃圾设计处理能力5750吨/日，餐饮单位厨余垃圾设计处理能力2380吨/日。 同时，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理念、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居民环保意识都比过去有了质的提升，为垃圾分类推行提供了从前无法比拟的优势。 “从各方条件看，如今北京真正进入了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阶段。”王维平说。 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
| 
楼主: 毋问我从哪里来
楼主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