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政府购买服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过去十余年，北京曾多次鼓励居民从源头实行垃圾分类，但收效均并不明显。 2010年至今，政府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在部分小区实行垃圾分类试点。眼下各小区疫情防控措施不一，业内人士担心此轮推广也难以全面铺开，最终仍只有部分试点小区执行垃圾分类。 家住昌平区雨花汀小区的刘女士告诉《中国慈善家》，去年开始社区和第三方垃圾处理公司都上门做过垃圾分类宣传。居民则只需要分好干湿垃圾，在App上预约工作人员上门收取即可，App也会根据居民分类情况给予环保金作为奖励。不使用上门取服务的居民，可将垃圾直接丢弃在小区的黑色垃圾桶内，再由垃圾处理公司做二次分拣。 疫情期间，工作人员不能上门，小区里设置了临时垃圾处理点。线上的工作都转至线下，刘女士称，有时六七个居民提着垃圾排队登记积攒App上的环保金，但是排队有疫情传播风险，大多数人选择直接将垃圾扔在黑色垃圾桶或收集点。 在长期从事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陈立雯看来，即使没有疫情的影响，目前政府购买分类处理服务的形式也不可持续，因为这种方式大多是在垃圾分类前端投放人力。她认为，最重要的是居民从源头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敬华在调研中发现，北京近十年来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普遍的垃圾分类工作还是由二次分拣员来完成，大部分厨余垃圾并不是由居民分出来的。“让少数人为多数人服务的模式不可持续，也没有达到垃圾分类真正意义。” 在包括陈立雯、孙敬华在内的多位行业人士都认为，上海在垃圾分类上的“全面铺开”也同样适用于北京。孙敬华社区走访发现，区别于上海的统一行动模式，北京的一些街道、社区想要研发适合本地特色的新模式，的确出现了一些创新案例。但在当前形势下，后端垃圾分类、收运流程的全覆盖、监督宣导的执行人力等或许是最大的挑战。 “把疫情防控优势转化为垃圾分类优势” 2019年7月1日，上海正式施行垃圾分类。此前数月，民间就出现了紧张信号。电商平台苏宁的数据显示，6月18日厨余垃圾处理器1小时内销量同比激增1433%；京东平台上，半小时内同类产品的销售额达到前一年的3.5倍，上海用户买走了全国12%的厨余垃圾处理器。 北京市城管委也于2019年12月制定印发了“一大四小”配套政策——《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和4个实施办法，包括11大类、60多项具体任务，列出了5月之前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 但在疫情之下，北京的垃圾分类可谓生不逢时，至今波澜不惊。 一位不愿具名、长期从事垃圾减量工作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几天前他曾就“五一”以后垃圾分类执行情况询问自己所在小区的居委会，得到的回复是目前上级未给具体通知。居委会同时表示，即使开始垃圾分类了，他们也只是个帮忙的角色，不是主导者。 “现在的局面是不是完全由疫情造成的得打个问号了，或许北京还没有准备好。”这位人士表示，社区人手有限，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短时间里社区里的人手很难兼顾防疫与垃圾分类。如果先从部分社区先开始，则对推进全市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效果不大。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于垃圾分类具体负责人的要求是，“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单位自管的，由自管的单位负责”。 （4月29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垃圾分类宣教体验中心于近日开馆。根据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市明确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中新社发 杜建坡 摄）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敬华告诉《中国慈善家》，从上海和厦门的经验来看，街道、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在推进垃圾分类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物业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服务者’角色，在面对居民进行监督管理时会比较弱势，需要居委会大力宣传教育，合力做好监督和引领。”孙敬华坦言，尽管《条例》中对于大方向的责任有了划分，但是落实到细节，尤其是当前特殊情况下，各个单位还应有更为详尽的权责明细。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大家不要机械地认为，受到疫情影响，北京的垃圾分类推广效果就不好。北京在防疫期间推行的《条例》，刚柔并济其中一个重要特色。” 他以北京的“四分法”为例，居民可以将拿不准的垃圾归入其他垃圾，充分体现了容错性。“这种做法有利于在当前防疫形势下循序渐进，也能减轻民众对垃圾分类的抵触心理。” 刘建国认为，应当把疫情防控形成的优势转化为垃圾分类的优势：社区的精细化管理，居民在前一阶段形成的卫生习惯、规则意识，这些都是垃圾分类所需要的。“开局很重要。”他建议职能部门在前三个月掌握一定的灵活性，在疫情调控的背景下把握好《条例》推进的尺度。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中国新闻图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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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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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 2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