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捕后的诱惑 禁渔十年,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决心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从2006年最早提出“禁渔十年”的提议,到2019年初转变为中央部委的政策决定,前后历经13年。 曹文宣理解其中的难处,但始终坚持不懈。除了他本人,中科院水生所多位专家都积极呼吁长江全面禁渔十年。原中科院水生所所长赵进东院士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间,也多次提交相关提案。 江豚保护的形势变化,是一个催化剂,也像是个讯号。 过去,郝玉江所在的鲸类保护学科组曾一直呼吁加强江豚的保护力度,但是回应的声音和力度都很小。“因为诸如航运、渔业活动、污染、水利工程建设等这些对江豚生存的威胁因素,都与国家或地方经济发展以及渔民生活密切相关。很长一段时期,这似乎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郝玉江说,但是在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在国家提出“长江大保护”理念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观发生了明显变化,“长江生态环境呈现向好发展,我们似乎看到了希望”。 郝玉江感受到,过去五到十年间,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对江豚的保护力度都在增加,“感觉是逐渐的,又是突然的过程”。 保护长江、修复长江生态的基调,被提上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017年1月,赤水河流域率先启动全面禁渔十年,覆盖了长江上游珍稀鱼类栖息和繁殖的重要区域,也是长江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主要目标是: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2035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生生物栖息地生境得到全面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 2019年初,农业农村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从2020年开始,长江将全面进入10年休养生息期。 呼吁十余年后,长江禁捕迎来了实质性进展。但十年禁捕的政策落地,并非易事。 长江是世界第三长河,全长6300多公里,流经1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长江流域涉及长江经济带,沿岸人口密度大,叠加产业活动,人类活动高度密集,这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任文伟说。 长江禁捕涉及11万条渔船,近28万渔民。长江办主任马毅坦承,这么大的江面,过几年渔业资源一旦恢复增长,对退捕渔民的利益诱惑更大,管理难度非常大。 这在此前四个月的春季禁渔期,有过不少前车之鉴。刚实行春季禁渔时,夏德军很头疼,他是安徽省马鞍山市渔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渔民都有侥幸心理,常常在半夜开船偷捕,电捕捕得很快,只用一两个小时。执法人员在岸上办公,接到举报后,要接上举报人,再开船去执法地。等他们到了现场,只剩下漆黑、安静的水面,偷捕渔民早已没了踪影。 即使撞见了偷捕现场,渔民会开足马力逃跑,而执法船普遍太老旧,追不上违法船。夜里执法,有时候会出现渔民暴力抗法的情况,也很难保证执法和被执法人员的安全。 长江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基层执法存在众多难题:长江江河湖泊众多,湖泊面积广,江河岸线长,基层特别是县级渔政执法人员少,队伍结构老龄化,渔政基础设施装备不足。春季禁渔实施了17年,从法律到政府明令禁止各种有害渔具,非法捕鱼仍然屡禁不止。一方面,取证难、执法难度大;另外,基层执法也存在“有案不送”“以罚代刑”的问题。 “法律的漏洞是渔政执法存在的最大现实问题,非法捕捞违法成本低,所以屡禁不止。”长江办表示。 而十年禁渔,难上加难。“十年禁渔和以前的春季禁渔相比,在执法难度上不是一个级别。一缺人,二缺钱,但最核心的还是缺人。”夏德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县级渔政执法部门只有几个人,全天加班,没有加班费,甚至盒饭钱都要自己掏。 马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江十年禁捕之后,长江办也会推动各级政府加强渔政执法的投入和队伍建设,增加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推动集约化管理。同时,他们也在打造跨部门长江水上联合执法平台,在交叉水域、重点时段重点打击。 在马毅看来,推进长江十年禁捕,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是,十八大以后,对生态文明建设,从顶层设计到落实力度、推进深度都是空前的,各部委都很支持。但挑战也很大,很多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比如水生生物监测,以前是利用渔民捕捞的渔获物,如今要在技术和管理上创新,在生态修复上创新。”马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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