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分析,在日本隐忍的文化下,心理问题诉说的渠道本来就相对有限,新冠隔离下的社会孤立更是雪上加霜。在东京,约有五分之一的女性独居,必须要留在家里,无法探望家人。新冠封锁期间,女性的孤独感倍增。同时,还有一些女性对家务的分工不平等感到苦恼,疫情期间还出现了更多的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受害者。 一名大学刚毕业的日本女生萌绘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日本女性承受的家庭压力很大。她此前是一名志愿者,在一个机构里照顾摆脱了家庭暴力的女性和她们的子女。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很多女性只能待在家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是没有了诉说的途径。 知名日本研究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暨亚非语言文化学院院长陈多友分析,日本女性一直被赋予难以承负的重责。其实日本文化里并非是“武士道”的砍砍杀杀、大义名分的男性文化,而是讲求阴柔之美的女性文化占据主调。日语里有句话叫“女ならでは夜も明けぬ”(若无女人,永无黎明)。 而当今的女性普遍单身,甚至出现了自婚现象,这些女性在职场打拼,朝九晚五地与男性同工,却无法同酬。她们职业多为零售业、服务业,十分不稳定。疫情暴发后,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大的冲击,她们的生活来源和社交圈子近乎崩溃,加剧了女性自杀事件的发生。 新冠疫情影响下,日本设立“孤独与孤立对策应对办公室”。/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报道截图
另一个孤独的群体是儿童。 截至2020年11月,当年日本自杀的中小学生达到440人,为1980年以来最高。针对自杀者幼龄化的问题,坂本哲志说,其背后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儿童的贫困问题。 陈多友认为,中小学生在日本的地位十分边缘化。成年人无暇顾及孩童,片面自立和励志教育观念的僵化使得中小学生几乎处于放养状态。其次,高学历价值导向让孩子们背上了应试教育的包袱,再加上中小学校园里的霸凌,使得孩子们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种种家庭、学校和社会在教育维度的错位,给未成年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当然,日本政府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这些。本月初,菅义伟强调,“孤独有很多种形式”,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困在养老院的老人、无法正常上课的大学生们都在新冠疫情期间感受到孤立的感觉。“孤独大臣”则表示,现在政府应针对各种社会差别,不遗余力地向每一个人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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