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可能会从冷战言辞转变为“冷和平”方式 环球时报:过去几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否会从根本上不同? 安明傅:关于拜登政府会如何对待中国,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谨慎。2016年11月特朗普获胜时我在北京,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国一些分析人士对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对华友好充满希望与热情。他们认为,民主党在贸易方面的意识形态和保护主义倾向太强(他们往往如此),而特朗普的企业家背景会让他更务实、高效、注重结果,认为他是中国可以与之达成协议之人。看看结果如何?除非以零和方式思考,认为特朗普总统任期对美国国际地位的损害对中国是有利的,否则我看不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比特朗普上台前对中国更有利。 拜登政府可能会淡化特朗普政府最近采取的那种意识形态措辞,比如蓬佩奥的一些极端言论。但拜登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至少在短期内是有限的。有一些众所周知、根深蒂固的因素正在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些因素跨越了两党分歧,尤其是在贸易和技术转让领域以及关于中国在海洋领土争端方面的政策。 不同于难以预测和前后不一致的特朗普(他在几周内就中国处理新冠疫情先是高度赞扬,然后激烈指责),我们可能会看到美国在对华关系的立场上将变得更加稳定和可预测。美国可能会从冷战言辞转变为“冷和平”方式,为务实的关系留下空间,允许两国坐下来谈判以稳定双方关系,不管有多艰难。 这对美国、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好处。对全球化和贸易少一点敌意,对国际合作多一点支持,在与国际社会打交道时多一点温和,这样的美国总体上对中国有利,尽管它会继续对中国的批评。 国际秩序——“自由主义霸权”的概念已经过时 环球时报:拜登胜选将如何影响美国和世界?您曾写道,西方霸权的时代已经结束,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在终结。您现在仍持这样的观点吗? 安明傅:我仍坚持我在我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中的预测。拜登胜选强化了我早先分析和预测的相关性。某种程度上,拜登将重新接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即西方和美国创造的国际关系规则占上风的秩序。但我不认为该秩序可以恢复到特朗普当总统前的状态。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和衰退早于特朗普上台。正如我在书中写的,特朗普胜选前两年,该秩序已经受到长期的结构性破坏,特别是全球经济和技术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亚洲,新的治理和经济增长思想与方法的出现构成对西方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模式的挑战。 特朗普从来不是美国衰落的原因,而是衰落的症状或结果。正如我在2016年特朗普获胜后所预测的,他的反经济全球化政策、反多边外交政策以及对反自由民主规范和价值观的推动,可以说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到了悬崖边。此外,作为对全球化的反冲,在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民粹主义情绪显著上升。包括极端组织在内的激进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不断扩散,也威胁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且将会持续。 拜登可以修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某些方面,比如多边主义,但任何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的说法都是牵强的,任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复兴都是有限的。它将是“次系统性的”,它将不得不与其他类型的国际或区域合作与秩序建设机制竞争、共存。“自由主义霸权”的概念已经过时。这不意味着美国不会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美国的作用以及中国的作用,将取决于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正在目睹一个长期但明确无误地出现的多元化世界。
新冠疫情破坏了国际关系专家看待世界的两种方式。一个是世界将被一两个、三四个强国或它们的意识形态体系所控制。事实上,世界既不是“多极”,也不是“两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其他地区,中小国家在控制疫情方面比大多数大国做得好。此外,还有其他重要行为体,比如公司、国际机构、社会运动和使用社交媒体的群众。 另一个是,新冠疫情体现了全球相互依存的本质。世界并不是“多中心”的,实际上,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复杂,不仅受贸易或投资流动影响,还受各国面对不断上升的跨国威胁的共同脆弱性的影响。这些跨国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 在此背景下,美中都应该从全球角度来构建世界秩序,不仅要考虑本国利益和保持竞争性的双边关系,还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意味着,每次一方采取一项与另一方竞争的政策时,都应考虑这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并避免采取损害共同利益的政策。 特朗普所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言辞不仅没起到作用,还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显得非常“不伟大”、小气和复仇心重。拜登的总统任期无法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再次伟大”,因为它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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