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菁那时是高兴的,同时又感到吃力。这些家长们时不时“卷”起来,相约报奥数班。“那不是给孩子上课,是给家长上。”刘菁说,“要家长抄题,要家长回家去辅导他。我哪有那么多精力做这些事?” 她有两个孩子,那段时间,日常凌晨五点起来,给老二喂奶,然后要开车送老大上学;傍晚又带着幼儿去接老大放学、送他去学游泳,抱着老二在附近等着下课,再带着两个孩子回家,每天的时间表满得针也扎不进。生了二胎,丈夫继续工作,她为了这些事,把工作辞了,改当淘宝店主。 孩子要幼升小了,他们没有上海户口。刘菁催着丈夫去办居住证,他却忘记了,报名迟了一些,儿子因此去了一所不太受欢迎的公立小学。小学同学们多是附近的打工子弟。刘菁的儿子觉得跟同学很难相处,比如,他念叨过中午吃不饱,要负责的同学给他再打点饭,但对方没有答应。他觉得,可能那同学不喜欢自己。 在上海的早晨,丈夫照常去上班,刘菁驱车一小时送孩子上学,但她在小学门口,不得不面对生活的真相——儿子躲在车上,不愿上学。 刘菁曾考虑过转学,但她隐约知道,转去其他公办小学并不容易,而且赶上就学政策变动,她担心传统上“热门”的学校质量降低。真正好的学校也未必适合自己的孩子。刘菁有一个朋友,孩子考进出名的私立学校,却因为学业压力大得了抑郁症,只好送出国。 思来想去,她循着网上的攻略,最终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去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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