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学前教育:校长卖调料的 校歌是包子铺老板写的

毋问我从哪里来

　　小组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式并延续了十几年：实行混龄制。日常采用蒙特梭利教学法，从日常生活入手，引导孩子自主学习。每天的教学由晨间阅读、晨操、蒙氏自主活动和主题讨论等环节构成。老师是引导者，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导者。

毋问我从哪里来

　　“没有游戏小组，可能我就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如今已上初二的妮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校长是市场里卖调料的，校歌是包子铺老板小雨爸爸写的，小朋友们年龄不同但是互相亲近。直到现在，她也不惧怕上学，不怕老师。她还记得，游戏小组每天都发一个故事，用来在睡前十分钟读，但她的妈妈晚上要工作，做电梯维修工的爸爸也忙，没有时间给她读，她就自己看，慢慢养成了阅读习惯。

毋问我从哪里来

　　2014年9月，四环市场贴出一则公告，因为城市环境规划升级，市场将在一个月内被拆迁。这个于1999年开业、曾满足了周围居民“一站式购物”需求的市场，告别了历史舞台。这次拆迁也彻底改变了四环流动人口的社区生活，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谋生的活路和落脚地。

毋问我从哪里来

　　出于生计和孩子教育的考虑，大部分四环家庭选择回乡，幸运的妮妮因为一户老邻居借出了房本，得以留在北京读小学。但离开是早晚的事情，由于不能在京中考，妮妮小学毕业后回到河北老家读寄宿初中。

毋问我从哪里来

　　无论回乡还是留在北京，四环游戏小组的经历在这些家庭的变迁和孩子的成长中，不断发出回响。“四环”家长受小组参与经验的影响，普遍重视对孩子的陪伴。从2006年开始在四环市场租下摊位卖调料的何湘曾担任“小组”的校长，2014年他带一家人回到老家湖南邵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何湘说，市场要关闭时，他们夫妇原本可以留在北京打工，让孩子和老人回去，但最终他选择和孩子一起回乡，全家人在一起。何湘的两个孩子，凭借在“四环”培养出的出色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很快融入了新的学校中。

毋问我从哪里来

　　

“影响了家长和孩子的一辈子”

　　早在四环市场撤市前，就已经有社区附近的京籍孩子加入游戏小组。2014年之后，越来越多认可小组教育理念的北京家长把孩子送来，如今，京籍孩子已经超过1/3。同时，小组也逐渐被一些特殊儿童家庭知晓，轻度自闭的孩子、戴助听器的孩子、因病无法正常行走的孩子……所有在大型幼儿园遇到困难的孩子，小组都欣然接收。

毋问我从哪里来

　　张燕说，开展四环游戏小组的第一步就是和所有参与者建立平等对话的合作关系，不居高临下，也不扮演“救世主”角色，家委会始终是小组的重要支持。小组的妈妈老师张意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组不仅教育了孩子，对很多家长也是一种启蒙。孩子从小组毕业时，同时“毕业”的还有家长。

毋问我从哪里来

　　何湘曾连续四年担任“四环游戏小组”校长，他坚持多年记育儿日志，其中一篇记述了有一天，他忙完回到摊位，发现孩子捉迷藏时把摊位上一整袋花生米全撒在了地上。他并没有粗暴地训斥孩子，而是用沟通的方式让孩子自己认识到了错误，并理解了父母对子女的爱意与关心。

毋问我从哪里来

　　记述中体现的对孩子的尊重、民主和耐心细致，俨然是一个教育家的做法。“教育没有权威。”在今年4月的家长会上张燕对家长们说，“教育太复杂了。”
　　如今已回乡的何湘，在2016年小组12周年庆时，专程赶回北京参加，在他看来，在小组的日子，“影响家长和孩子的一辈子”。北师大师生创办四环游戏小组的最初目的已达到，这些农民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已经产生内生力量。

毋问我从哪里来

　　2011年，已经60岁的张燕招收了最后一批研究生，带完这批学生，她将退休，游戏小组将不再有源源不断的学生志愿者老师。“四环”创建之初就想到的“造血”——在家长中寻找、培养老师被提上日程。

毋问我从哪里来

　　妮妮的妈妈丁凤云是小组的第二位妈妈老师。她结婚后大多数时间在家带孩子，偶尔去做保洁工。最初，她完全没有信心，觉得自己“不会干，也干不了”，张燕鼓励她，“一边学一边干，每个人都是这样。”每周，张燕都组织志愿者和老师培训学习，总结本周工作，分享遇到的问题，集体讨论解决，然后制订下周计划。

毋问我从哪里来

　　这一干就是8年，丁凤云是在小组工作时间最长的妈妈老师。几年间，她通过自考修了专科又修本科，考过幼师资格证又考取园长证。去年上半年，丁凤云因为搬家离开了小组，如今是一家私立托育机构的园长。

毋问我从哪里来

　　“没有实践那是假的，你越觉得自个了不起，端着，其实你越不懂教育。活生生的孩子难道不是最好的教科书吗？”这是张燕对教育的看法。
　　从2014年至今，游戏小组已经从家长中培养出了八名妈妈老师，如今撑起小组日常教学的三名全职老师，全部出自家长。她们为孩子写的成长故事、儿童个案，均发表在了日本的“儿童研究网”上。

毋问我从哪里来

　　日本福山市立大学儿童教育学科教授刘乡英，曾多次带学生来游戏小组考察、交流，在她看来，游戏小组从家长中培养老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这些老师却丝毫不逊于正规幼儿园老师，甚至更好，因为她们领悟到了学前教育的真谛——“眼里有孩子”。

毋问我从哪里来

　　

夹缝中生存

　　截至2018年的统计，四环游戏小组服务过的孩子达到31200人次，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总计6240人次，近100名研究生和本科生把研究定在小组，共有超过600名孩子从游戏小组毕业。但小组始终不是教育机构，多年在身份、场地、资金来源与政策变动等层出不穷困境的夹缝中生存。

毋问我从哪里来

　　成立伊始，小组因为解决了摊商子女的学前教育难题，曾得到四环市场办公室的支持，允许小组活动在办公室的小院进行，后又提供了一间闲置仓库。可一旦北京举办大型公共活动或遇到大型公共事件，小组就面临“关停”。

毋问我从哪里来

　　最长一次停课和“危机”发生在2010年。接连发生的校园安全事故引发大规模排查，街道要求市场加强安全管理，由于没有正式身份，市场管理办不愿再承担支持游戏小组的风险，收回了一直提供的免费场地，在当年5月通知小组“无限期关闭”。

毋问我从哪里来

　　被关停后，志愿者和家长四处找空地，分成小队带领孩子们游戏、学习。一年后，找到了大半截胡同的新场地，当时房东开出的租金是每月6800元，半年起租。这又让小组犯了难，自成立之日起，除了孩子们的学习资料印刷费和给志愿者每人每月20元的交通补贴由张燕从科研经费中拨出，小组几乎是零成本在运行。

毋问我从哪里来

　　此时，家长们主动提出设立“房屋自助基金”，每人每月交150块钱。此时，多亏北京一所语言培训机构向小组捐助了5万元，才凑够了房租。之后的十几年，随着物价和房租的不断上涨，游戏小组的“房屋自助基金”也不得不随之增加，如今为每人每月800元。

毋问我从哪里来

　　这次长达一年多的关停，让小组的几个主要志愿者意识到，小组必须有正式身份。马楠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08年之前小组就尝试过工商注册，可由于市场办公室无法提供房产证而作罢，搬到大半截胡同后，房东为他们提供房产证原件，但工商部门要求居委会出具房屋民转商证明，但居委会说无法开出此类证明。于是，小组又重新努力注册成为民营非营利组织（NGO），西城区民政局社团办告诉他们，因为没有固定场所，小组也不能注册为NGO。马楠记得，当时几个师姐跑这件事，也想过求助母校，挂靠到北师大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又被告知，中心没有公章，无法挂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