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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在平安夜前夕

史上最弱逼出史上最小国奥队 王钰栋或创纪录

2024年04月08日 09:50 国内足球综合

　　来源：马德兴 德兴社

　　第六届U23亚洲杯暨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足赛亚洲区预选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4月15日在卡塔尔开幕，中国国奥队已经在4月5日正式向亚足联提交了参赛23人名单。值得注意的是，此番出战奥预赛的国奥队堪称历史“最年轻”。这一方面反映出当下中国足球青少年球员青黄不接的现实，但另一方面或许又折射出某种新的希望。

　　①“史上最弱”并非夸张

　　当中国国奥队在最近两场热身赛中先后击败卡塔尔以及马来西亚国奥队时，外界的风向似乎又有些改变，特别是2比0取胜东道主卡塔尔队一仗多少让人有些意外，似乎队伍一下又有了希望。但恐怕有一个事实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即从这支队伍树旗至今，“史上最弱国奥队”的名号恐怕至今依然摘不掉。

　　所谓的“最弱”，当然指的是整体实力和水准有限。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实是这支01年龄段国奥队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是亚洲偏弱的一批球员，而且也是成绩最差的！以他们所组成的国青队在2019年的U19亚青赛（即如今的U20亚洲杯）预选赛中连小组都未能出线，无缘亚洲16强；以02年龄段球员所组成的国少队在2017年的U16亚少赛（即如今的U17亚洲杯）预选赛中同样也是连小组都未能出线，没有资格参加决赛阶段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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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由这两批球员所组建的这支中国01年龄段国奥队，被称为“史上最弱”并不过分。因为上一届97年龄段国奥队（以张玉宁、陈蒲等为代表）虽然在奥预赛中小组三战三败，但至少97年龄段国青队以及98年龄段国少队都曾参加过亚青赛以及亚少赛决赛阶段比赛，至少不至于连亚洲前16都无缘；同样，93年龄段国青队以及94年龄段国少队也都参加过亚青赛以及亚少赛决赛阶段比赛，所以以这两个年龄段所组成的93年龄段国奥队（以李源一、徐新、谢鹏飞等为代表）虽然也是在奥预赛小组赛中三战全败，但还不是最弱。至于像89年龄段国奥队（以张琳芃、王大雷等为代表）的球员在国青、国少队时代都是亚洲前八名。再往前的85年龄段国奥队以及81年龄段国奥队则更无需多言，在国青以及国少时代都是至少亚洲前四的水准。

　　一方面，各个奥运年龄段队伍在亚洲范围内的战绩尚可；另一方面，国内的奥运战略、全运战略也让97年龄段、93年龄段、89年龄段等奥运年龄段球员，有像全运会这样的国内大赛可以参赛，并保证队伍较长时间内得以保留，各地方体育局相对还算重视。但是巴黎奥运的适龄球员，也就是2001年龄段这个奥运年龄段球员，在国内却因为管理高层的瞎折腾和指挥，成为这些年来最不受重视的一代。

　　当初有关方面在设定2021年陕西全运会男足比赛组别时，最初是没有设立“U20组别（即2001年1月1日或以后出生的球员）”，只是设立“U18组别（即2003年1月1日或以后出生）”和“U16组别（即2005年1月1日或以后出生）”。于是，各个地方省市体育局直接就早早地宣布解散了01年龄段队伍。虽然在2020年底、2021年初调整组别、重新恢复“U20组别”，但因诸多地方体育局早就解散了这个年龄段队伍，根本就找不到队员，因而这个组别是全运会史上报名参赛队伍数量最少的，甚至很多球队都是凑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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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2001年龄段国奥球员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球员数量和质量恐怕也就无需多言了。足球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慢慢培养的运动项目，没有基础也就不可能建成大厦。如今，当奥运预选赛在即，各方在政绩和成绩的驱使下，又指望着01年龄段国奥队去争取出线、争夺奥运入场券，这显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最近两场热身赛的战绩不错，但并不意味着这支国奥队“史上最弱”的帽子就此已经可以被摘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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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最弱造就“史上最年轻”

　　但恰恰由于这个01年龄段国奥队是“史上最弱”，才造就了如今这支史上最年轻的国奥队。在即将出战U23亚洲杯的23名球员中，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是“跳级生”多达10人！

　　所谓的“奥运年龄段”，一般是指奥运男足比赛所规定的参赛年龄。像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适龄参赛球员是2001年1月1日或以后至2002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正常情况下，教练更愿意选择出生更大的球员，毕竟年岁大一些就会在对抗、身体方面相对更有些优势。而像2003年1月1日或以后出生的球员，就属于“跳级生”。

　　在2020年1月于泰国进行的第四届U23亚洲杯暨东京奥运会男足亚洲区预选赛决赛阶段比赛中，中国97年龄段国奥队的23名球员中，只有朱辰杰、蒋圣龙、周俊辰（均为2000年出生）、刘若钒、赵剑非（均为1999年出生）这五名跳级生；在2016年1月于卡塔尔进行的第二届U23亚洲杯暨里约奥运男足亚洲区预选赛决赛阶段比赛中，中国93年龄段国奥队23名球员中只有陈哲超（1995年出生）和张玉宁（1997年出生）两名跳级生。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足预选赛中，中国国奥队也是只有武磊、颜骏凌、雷腾龙、买提江（均为1991年出生）、王彤（1993年出生）这五名跳级生。

　　但是这次出战奥预赛的23名球员中，不仅跳级生多达10人，更包括了像杜月徵和王钰栋这两位下一届洛杉矶奥运会的适龄参赛球员，等于跳了两级。这也就意味着这支国奥队的平均年龄，将会是有史以来出战奥预赛最小的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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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届U23亚洲杯的16支参赛队中，中国队也是跳级生数量最多的队伍之一。在已经提交23人名单的队伍中，只有卡塔尔队的24人中有11名跳级生，数量多于中国队。热身赛中两次战胜中国队的沙特国奥队，23人中只有3名跳级生；热身赛中输给中国队的马来西亚队，则是拥有5名跳级生。与中国队同组的三个对手中，韩国队23人中有5名跳级生，但这5人均是去年5月份阿根廷世青赛杀入四强的韩国原U20国青队中的主力球员；日本国奥队23人中则只有三名跳级生，其中两人即22号中后卫高井幸大和17号中场松木玖生是原日本03年龄段U20国青队队员，另外还有去年杭州亚运会上日本队内的最佳射手内野航太郎；而阿联酋国奥队则尚未公布最后的23人出征名单，主教练布罗利召集了30名球员在迪拜展开集训，其中12人为跳级生，但最终的23人中究竟有多少是跳级生，目前还难以预测。

　　换而言之，中国国奥队很有可能会成为本届U23亚洲杯上平均年龄最小的参赛队。在今年1月份的卡塔尔亚洲杯赛上，中国男足国家队以平均年龄29.17岁排名第三，仅小于排名首位的伊朗队（29.76岁）以及黎巴嫩队（29.52岁），而且只有蹇涛一名国奥队适龄球员。如今随着蹇涛的受伤，中国国奥队连一名征战亚洲杯的球员都没有。相反，王钰栋更有可能成为本届U23亚洲杯参赛年龄最小的球员，因为在目前已知的报名参赛球员中，2006年出生的球员除了王钰栋之外，就只有泰国队此番从法国里昂U19青年队征召的中场球员艾拉万·加儿内埃，以及阿联酋国奥队30人集训名单中的前锋穆罕默德·曼苏里是2006年出生，个别球队有2005年出生的球员，其他基本都是2001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这个巴黎奥运男足适龄参赛球员。

　　从2019阿联酋亚洲杯时平均年龄最大，到2023亚洲杯平均年龄第三大，再到此番U23亚洲杯平均年龄有可能是最小，这期间所折射出的何尝不是中国足球青黄不接的尴尬现实，以及中国各级国字号队伍体系建设中存在着的严重问题？

　　恰恰是因为中国足球目前的球员培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才使得国奥队在2001年、2002年出生的球员无人可用的情况下，不得不将眼光放到更小的2003年、2004年出生的球员身上。所幸的是，这次入选的2003年、2004年出生的8名球员，全部都是去年3月份乌兹别克U20亚洲杯赛上的原U20国青队队员，他们虽然在首场比赛中1比2不敌日本国青队，但2比0击败了卫冕冠军沙特队，并在死亡小组中杀出重围。即便是面对韩国队，也是率先打破僵局，并在90分钟内1比1战平对手，只是在加时赛中才未能闯关。这些球员在经历了与亚洲最强的韩日沙等队较量之后，或许在个人能力、个人技术方面依然有欠缺，但在心理方面却有了极大的提升，这显然对国奥队出战未来的U23亚洲杯赛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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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国国奥队在最近两场热身赛打出了一些东西，结果也算不错，但从本质上来说“史上最弱”这顶帽子难以被摘掉，奥预赛前景恐怕依然无法乐观。相反，面对这支国奥队“跳跃式”发展和选人现状，我们更需要考虑中国优秀青少年球员的培养以及各级国字号队伍之间衔接的体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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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责无旁贷主导归化 不该再由俱乐部越俎代庖

2024年04月08日 10:00 国内足球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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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寒冰报道 近期，沧州雄狮外援奥斯卡归化入籍中国的可操作性，是国内足坛的热门话题。再谈归化国脚，参考世界各国尤其亚洲各国归化球员的方式和流程，两个基本问题必须要厘清：首先，世界足坛全球化大趋势下，归化球员与本土球员平等的国籍认同已成共识，这也是归化潮席卷全球的认知基础；其次，归化球员遴选、谈判和完成入籍法律程序的整个流程，都是各国足协负责主导、统筹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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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各国纷纷力推高水平球员归化，未来一段时间国足要至少保持甚至提升在亚洲的实力地位，归化是与亚洲各国足球实力同频共进的“战略”工程。这个直接与国家队关联的“战略”工程，理应像其他国家一样由足协牵头，由专人甚至专责部门遴选球员、谈判归化和完成球员入籍的全部法律程序。过往中国归化球员由俱乐部主导、买单，只是中超金元时代特殊时期的极端案例。通过归化球员提升国家队实力，本应是足协职责所在，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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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世界足坛，归化球员几乎都是由足协牵头的国家队战略项目。足协负责寻找具备归化条件的球员，说服球员归化并完成入籍的全部法律程序。具体模式各有不同，像叙利亚、菲律宾足协等，是专设归化球员管理机构，全权负责整个流程。印尼等足协则由执委会负责归化球员项目，同样包揽全部流程。

　　菲律宾足协专设归化球员管理机构，在足球发达国家寻找拥有菲律宾血统的球员，并由专人负责。菲律宾男足来自德国的归化球员，就是由德国组织的菲律宾裔球员训练营遴选而出。3月国际比赛日菲律宾队男足26人有21人是归化球员，去年首次参加女足世界杯的菲律宾女足，23人有18人生在美国。

　　菲律宾足协在美国加州设置女足“训练营”，长期搜罗美国拥有菲律宾血统的女足球员择优归化。如今菲律宾在美国的女足归化训练营已有4个，由菲律宾女足主帅斯塔伊契奇亲自管理，已有超过400名女足球员接受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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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塔尔的归化战略除了从本土联赛遴选效力满5年以上的非血缘归化球员，大部分归化球员来自希望足球学院。足球学院从卡塔尔外籍劳工、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海选足球少年，通过学院优胜劣汰。成年后他们已满足长居5年条件，随时可归化入籍。前锋阿勒莫兹、后卫哈桑（苏丹裔）、阿菲夫（也门混血）、拉维兄弟（伊拉克裔）、亚塞尔兄弟（埃及裔）等国脚均以这种模式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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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队归化战略始于2010年，2019年提速，时任足协主席伊里亚万和印尼队主帅申台龙是主要推动者。2023年，富豪托希尔成为印尼足协主席，为印尼足球设置了两个目标：印尼队FIFA排名进入前100位，至少有154名球员具备为印尼国家队效力的资格。

　　印尼归化球员海选由足协执委会统筹，名单需经主帅申台龙认可。曾收购意甲豪门国米的足协主席托希尔在欧洲足坛有一定人脉资源和球探网络，提供丰富的可选资源。在印尼政府担任部长的托希尔还依靠与政府、立法机关之间的“桥梁”作用，负责加快归化入籍法律流程。印尼过去一年就归化了多达8名球员，4月还有2位效力荷甲的球员将完成归化。其归化球员范围之广，效率之高，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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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超金元时代的归化是俱乐部各自为政，首先归化球员本不是俱乐部职责，其次俱乐部主导归化容易导致国家队因利益关联产生不良影响。更何况如今中超的经济环境，已不允许俱乐部为归化球员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俱乐部自主归化球员本就是越俎代庖，如今既不现实，也有违常理。毕竟归化工作归根结底是为国家队选材，本就是足协的职责。

　　中国足协有必要把归化国字号球员当成战略工程来布局。2022年世界杯的摩洛哥，以及今年亚洲杯印尼等国家队依靠归化球员实现成绩突破，都得益于各自足协对归化球员的全盘统筹、主导和推动。这些国家内部也曾有过归化球员数量激增导致本土球员难以入选国家队，还有国家队“欧洲化”的担忧。

　　但归化不是为了挤压本土球员生存空间，而是为短期内提升国家队成绩。本土球员在实力更强的归化球员竞争下，能够更快提高自身实力。归化球员带来的国家队成绩进步，能让更多青少年产生对足球的热情，更多资本和赞助商进入国家队层面。足协因此可以有更多资金投入青训，归化与青训并不相悖，而是促进青训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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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依靠归化球员首夺东南亚运动会金牌，首进亚洲杯16强，得到更多奖金、版权和赞助收入的印尼足协才能扩大本土各区U13，U15和U17梯队参加的青训全国赛事体系。印尼足协的目标，始终是未来印尼队能在没有归化球员时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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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奥斯卡这样的非血缘归化目标，欧美日韩等足球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华裔球员可通过大数据遴选。但如此大规模的归化球员工程，只有足协统筹全局，专人专资推进对接，加速完成归化相关法律程序，才可能达到摩洛哥、印尼等国批量归化的效果。印尼足协在3月“压哨”归化华裔混血球员周亚安，甚至是午夜时分在雅加达国际机场移民办公室完成入籍仪式，以便让球员赶上36强赛。这样的效率，是值得中国足协效仿的。

　　亚洲的归化大潮同样是各国争先，不进则退。既然有其他国家的成功模式可供参考，中国足协也该担起自己本就应该承担的职责，真正将归化高水平球员作为专人、专资、专责的战略工程大力推进。归化与青训两条腿走路，国足才能平稳渡过这个青黄不接的阶段，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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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优化调整方案 内设部门由19个压缩为14个

2024年04月08日 10:44 国内足球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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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足协

　　4月8日，中国足协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宣布协会内设机构优化调整方案，内设部门由19个压缩为14个。

　　调整后的14个部门为：党群工作部、综合部、国家队管理部、女子足球部、青少年足球部（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办公室）、竞赛部、技术部、裁判部、社会足球部、对外交流部、人力资源部、媒体文化部、数字信息部、纪检监督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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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 推倒重来

2024年04月08日 16:48 新浪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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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8日，中国足协召开全体大会，宣布协会机构优化，以及人事全新变动。从多方消息综合来看，足协这一次的动作，力度相当大，颇有改天换地的迹象。

　　首先是机构调整，足协部门由19个压缩为14个。

　　调整之后的14个部门是：党群工作部、综合部、国家队管理部、女子足球部、青少年足球部（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办公室）、竞赛部、技术部、裁判部、社会足球部、对外交流部、人力资源部、媒体文化部、数字信息部、纪检监督部。

　　撤销或合并的5个部门为：战略规划部、男足青训部、会员协会部、五人制与沙滩足球部、场馆器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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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年最高峰时，中国足协职能部门一度达到28个，但由于职能划分过于细化，导致业务重叠、分工不清的问题，在工作效率上受到影响，这次足协部门压缩为14个，仅为高峰时的一半，目的显然是精简机构、提升业务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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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颇具震撼性的动作，是对所有中层干部免职。

　　据《足球报》称，此次足协全体会宣布，包括协会副秘书长在内的所有中层干部都免去职务，在组织机构调整确定之后，再进行人事安排。

　　也就是说，调整后的14个职能部门，目前均只有筹备负责人，中层干部全处于暂时无岗状态，至于后续谁能进到哪个部门、谁又会无处可去，要根据职能部门的工作需要来进行安排。

　　有声音认为，此次中层干部全部免职，等待再聘，是为清除其中的问题人员进行铺垫。在此前的整顿中，一些足协工作人员被查出问题，但因主动交代态度好，或者配合追赃退赃积极，得以继续留在足协工作，但这次免职重聘，这些曾被查出问题的人员，有可能面临被清除出足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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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到此前足协高层的人事变动，可以感受到这一次更高管理部门对足协要推倒重来的决心。

　　去年10月，中国足协新一届执行委员会诞生，20名委员选举出炉，几乎清一色都是“体制内”人士，这意味着前些年尝试“脱钩”的效果与成绩并未得到认可，而“脱钩”状态下中国足协的作为反而令人失望，不但对中国足球的发展失去了监管力度，自身的贪腐问题也大肆蔓延。

　　知名记者马德兴认为，“脱钩”之路已经走到了头，接下来，民间身份的足协将被重新纳入到政府监管体系中，由国家监管部门的专业人士加入到足协管理队伍。比如执委会新委员中，就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一级巡视员肖芸，这其实传递了明显的信号：接下来足球事业要“强化党的领导、强化监督和监管”。

　　换句话说，从发展大方向、高层人员构成乃至部门人员变动上，中国足协都将迎来一次转折性的大调整，用“推倒重来”形容并不夸张。而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重塑足协的公信力，赢回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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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足协还发布了《聘请足球社会监督员的通告》以及《“假赌黑”问题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加上本赛季开始实施的《裁判公开评议制度》，都是希望借助公众力量协助自我监督，虽然这样的举措效果如何还有待观望，但至少表达出了求变的决心。

　　陈戌源等上一届足协高层的塌方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中国足球管理部门的形象跌到最低谷，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本届足协全面换人，执委会全盘更新，甚至对中层干部全体免职，其实也是希望以强有力的动作，展现新的决心与姿态，试图重塑形象，挽回信心，这是中国足球重新上路的第一步。（李普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