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生育经济学的账本,它把孩子从农业时代的“资产”变成了“负债”,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城市化往往赋予了女性更多的权利,她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加自主,有更多避孕措施可供选择。同时,在传统社会文化中对婚姻和育儿有着重大影响的家族和宗教的权威影响在下降。 布里克举了一个上述各种因素均发挥影响的例子:菲律宾,这个深受天主教传统影响的西太平洋发展中国家1960年时农村人口(1900万)是城市人口的两倍(800万)。今天,菲律宾的农村和城市人口大致相当,到2030 年,城市人口将占到65%。 与此同时,1965年菲律宾的生育率为7,如今是3,并以每5年降低0.5的速度迅速下降。菲律宾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不单单发达国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生育率持续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亦同样如此,而且用不了多久这些国家也将步发达国家的后尘。 从内罗毕到首尔、从圣保罗到新德里,布里克在与许多年轻人的交谈中发现,即使结婚也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只想要1到2两个孩子的小规模家庭的想法已经非常普遍。 现年65岁的欧洲人口学家,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的人口学家沃尔夫冈·鲁茨(Wolfgang Lutz) 头发灰白,略微谢顶,出生于1956年的他在美国接受教育,是个典型的“婴儿潮”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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