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多一些科技雄心 顶尖人才往往需要从被动的跟从转为主动的探索。 但长期处于引进、吸收阶段，不少科研人员养成了“拿来主义”的习惯——遇到问题先考虑外国同行怎么想，再观察外国同行怎么办。 这种一做题就想翻答案的习惯，消磨了一些科研人员的钻劲和闯劲，也稀释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某种程度上使其安于“外包工”的角色。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南海深部计划”（即南海大计划，是我国海洋科学第一个大规模基础研究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汪品先对此常怀忧虑：目前国内科研大部分还是为西方做“外包”，没有自己原创的科学大视野。 在汪品先看来，我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目前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的样貌，其特点是自己不出题目，而是提供数据去支持别人的论断。文章可以发表的等级很高，比如发表在《自然》《科学》等权威刊物，但这些文章往往只是“原料”，观点、结论还是别人的。“我们需要考虑转型——能不能由我们自己出题目？自己做老板？自己不想做老板，这是没出息的。” 汪品先举例说，海洋科学中有许多认识来自北大西洋探测，它们被主流观点认为是全球海洋的共同规律。“几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跟跑’过来的，用我们的新资料来支持前人的旧认识。南海大计划与以往不同，我们基于从南海探测得到的新资料，进行独立的思考研究，从源头出发去探讨全球性问题。” 比如南海成因的研究。汪品先介绍，大陆怎么会张裂产生海洋，这是地球科学一个根本问题。如果搬用前人认识，会以为南海是按照北大西洋的模式形成的“小大西洋”，但南海大洋钻探的发现表明，南海是在板块边缘俯冲带形成，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不是一个“小大西洋”，我们从而提出“板缘张裂”的新认识。 科研人员能不能自主探索是一方面，环境氛围是不是支持自主探索是另一方面。 以往科技创新活动中容易出现的是：那些跟踪式、模仿性项目容易中标，没有国外先例的研究常常遭遇排斥；一些具有创新性的题目往往由国外率先提出，国内负责实施。甚至一些已经得到国际认可的自主创新工作也屡屡遭受质疑。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项目总工程师崔向群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些人总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认为我们的技术和外国的差距很大，只要跟着国外做就可以了，自己做的肯定不行。比如，我国自主研制的望远镜稍微出点问题，他们就会立刻说看来还是不行。其实，国外的望远镜也会经常出问题，也需要不断维护升级。” 崔向群认为，有这种想法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的自信心不够。“我们的科学家应该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我们不能永远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去大胆创新，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干成。” 这需要科技创新相关人员调整思维方式——从跟随者的频道切换至原创者的频道。 这样的调整有赖于体制机制的完善和文化环境的浸润。
一方面，创造有利于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等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让科学家能够潜心搞研究。据陈劲观察，我国目前相关体制机制正在不断优化之中。比如科技评价就正在将完成国家重大需求和科研的自由探索有机结合起来。他提出以后还可设置更多先导科研项目，让更多超前研究实现创新引领，还可强化科学公有、团队协同，让科研制度更具中国色彩。 另一方面，则要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营造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社会风气，引导公众勇于创新、宽容失败。并通过科普让公众理解创新成果，使科技创新真正进入社会，为人尊崇，充分释放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创新力量。 1993年，杨振宁在香港大学发表《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演讲时说：“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也是我们念兹在兹的目标。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制度有待完善之处，恰是改革作为之时。为建设科技强国、加速创新高地东移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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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毋问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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