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状元

闲言不语

历史上，有两个词容易被人记住，一个是“开创”，一个是“终结”。但担任主角的不一定都得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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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04年7月4日。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这应该是可以留下一笔的一天。

这一天的清晨，273名表情肃穆且略显紧张的男子，由专人带领，从紫禁城的中左门进入保和殿，然后经过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一系列的仪式礼节之后，屏气凝神，蓄势待发地准备参加一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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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和殿，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到清朝时，每年除夕、正月十五，皇帝会在此赐宴外藩、王公及一二品大臣，场面十分壮观。此外，每科的殿试也在这里举行。

这273个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号，叫“贡士”。

自隋唐开科举以来，及至清朝，中国的读书人要出人头地，必须要闯过“六关”，分别是：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

闯过县试和府试，可称“童生”（明代以后）；过院试，可称“秀才”；过乡试，称“举人”，可择优放官；过了会试，便可称“贡士”；而过了最后一关殿试，即可成“进士”。

由此可见，一旦成了“贡士”，离成功就只剩一步之遥了。

而他们参加的这场考试，正是“殿试”。

“殿试”历来应由皇帝主考，按名次分“三甲”：“一甲”三名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

“一甲”是第一等的，前三名分别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状元”，“榜眼”和“探花”。

而那名状元，就是那一年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在7月4日那一天，那273名贡士谁都不知道，究竟“状元”这顶桂冠会花落谁家。

而他们更不可能知道的是，他们参加的这一次“殿试”，是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次科举考试，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一年之后的1905年9月，清廷正式下诏，废除科举，推广学堂。

所以，这一届科举，就成了“末代科举”；这一届的状元，便成了“末代状元”。

或者有个更意味深长的称呼：

“第一人中的最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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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天的殿试。

上午10点，273名考生落座，试卷发下，一共是四道题：

一、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

二、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情势证之欤。

三、古之理财，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

四、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着，其道何之从？

这四道题，与当初的“八股文”题目已有很大不同。

事实上，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之后， 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诟病延续千年却与时代脱节的科举制度，而清廷迫于压力，做出改革：废除八股文，将考题与时事密切相关。

以这一年“殿试”前的“会试”题目为例。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题，虽然都考中国历史，但已有“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这样和时事能够结合的题目。

第二场考外国政治艺学五道题，既有“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这样的比较，也有“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这样的问策——如果考生平日还是埋首于“之乎者也”，可能会一个字都答不出。

清朝的“殿试”一直到乾隆帝的时候，皇帝还多有亲临考场巡视，但从道光帝开始就已经开始缺席了，更别提早已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了。

273名考生在保和殿从上午写到傍晚，终于交卷，答卷收到了读卷官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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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届“殿试”的读卷官一共八人：大学士王文韶、鹿传霖，尚书陆润庠、张英麟、葛宝华、陈壁，侍郎李殿林、绵文。

这八名读卷官第二天会在文华殿将所有考生的考卷阅毕，分出高下。

转眼到了两天之后的7月7日。

那一天的黎明，所有参加考试的贡士在乾清门外的台阶上集结，恭听最终名次的宣读——这一天的这件事，被称为“小传胪”。

读卷大臣立于台阶之上，捧着一张写满名字的黄纸，开始高声宣读名次。

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第一个被报出的名字——那就是这一科的状元郎。

读卷大臣高声喊出了第一名的名字，声音刺破了黎明的寂静：“刘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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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霖得的这个状元，背后一直有一些传说。

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说那个“状元”原来并不是刘春霖的。

按照“殿试”的规则，在宣布名次之前，还有一个必须要经过的步骤——面呈钦定。

谁钦定？自然是皇上钦定。

但考虑到光绪当时的处境，在面呈他之前，是要先给慈禧太后看的。

这个版本的传说就是由此而来：

按照排列顺序，第一名的卷子放在最上面，而当时的那张卷子，是一个叫“朱汝珍”的考生的。

但慈禧一看这个考生的名字，不禁眉头一皱。

首先，“朱汝珍”这个名字，犯了一个“珍”的忌讳——慈禧对光绪当年的宠妃珍妃可谓心怀怨恨，以至于在庚子年逃难前，要让人将她投入井中溺毙。（参看延伸阅读 【一】）

其次，朱汝珍来自广东。慈禧对广东籍贯的人更是恨之入骨——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那里来的。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广东才子梁士诒高中榜首，但据说就是因为慈禧看这个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又来自广东，就硬是把这个名字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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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后来做到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慈禧拿掉了朱汝珍的卷子，看了第二张卷子，顿时眼前一亮：

这个考生的字写得相当好看，有名家风范，而且名字起得也好：刘春霖，“久旱逢甘霖”。再一看籍贯：直隶省河间府肃宁人——肃静安宁。

于是，慈禧把两张试卷换了一换：原来的“榜眼”刘春霖成了“状元”，而原来的“状元”朱汝珍成了“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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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霖的答卷

这个版本流传很广，散见于多种资料，似乎有不少漏洞，但一时也难辨真假。

比如按照规矩，前十名的考生试卷递进去，名字都应该被遮掉的，慈禧如何能看到考生名字？但想到放到那个时代环境下，慈禧真要看，料来也是没人敢阻拦的。

又比如室内换名次这种事情，应该是相对机密的，又是如何传得人尽皆知的？但根据那一次考试的第三名商衍鎏撰写的回忆录记载，他当时就说自己原来是第四名，后来被钦定改为第三名的（“我卷即是进呈时为第四，而钦定改为第三的。”）可见这事情似乎又不是什么高度机密。

其他还有一些版本，比如刘春霖的卷子是光绪皇帝提为第一的，因为他并不喜欢朱汝珍写的文章（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就很可能慈禧并没有改顺序，因为如果是慈禧定的顺序，以当时光绪的地位，可能未必敢动）。

种种说法，给刘春霖这个“状元”的头衔加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但无论如何，客观结果是不变的：

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位状元，就是刘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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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霖，字润琴，1872年出生，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

刘春霖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一个标准的“苦出身”。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保定府的一个皂役（衙门里的普通当差），母亲为了补贴家用，还要给别人家做女仆。

按照清朝的规定，皂役之后是不能参加科举的，所以刘春霖被寄养到了大伯家里，送入保定著名的“莲池书院”读书，师从当时书院的总教习吴汝纶。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的主持下，莲池书院虽为中式书院，却引入大量的“西学”：《万国史要》，《西国哲学史》，《世界文明史》，《海上权力史》等，这让刘春霖受益匪浅。

刘春霖本身也是有读书天分的，且非常肯吃苦，他曾自刻一枚印章，上刻“平生志不在温饱”。而“苦心人，天不负”，刘春霖读书之路最终还是相当平坦的：18岁中秀才，30岁中举人，32岁金殿夺魁，获“状元”之名。

《神童诗》有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刘春霖这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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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霖

然而，时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风云激荡时代，即便是高中状元，又哪有什么时间和机会让刘春霖“春风得意马蹄急，一夜看遍长安花”呢？

在授了个翰林修撰之后，刘春霖并没有按照惯例被派官，而是很快就被派往日本的法政大学留学了——同行的包括他这一科的其他进士。其时，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面对民间呼吁的“预备立宪”，清廷知道无法回避，在这个时候，管你是什么状元还是榜眼还是探花，全都要去“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当时的日本，虽然也有不少纨绔子弟混在留学的中国学生中，但毕竟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刘春霖以“状元”的履历，也是认真刻苦学习，只是在“共和”和“君主立宪”这两派观点中，他渐渐倾向于后者。

其实当时无论哪种观点，相对于腐朽的清朝统治而言，都是进步的。而刘春霖的选择应该还有另外一层因素——毕竟他是皇帝钦点的状元郎。

等到刘春霖学成回国的时候，已是“君主立宪”方面的专家和活跃分子。1909年，他被选为顺直咨议局议员，1910年担任咨政局议员。虽然“咨政局”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幌子下，毫无实权，只是一个受制于皇帝的御用机构，但刘春霖却一直努力在里面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

1910年11月，湖南巡抚杨文鼎不经省咨议局决议就发行国债，刘春霖坚决反对，期间军机处建议“不必追究”，刘春霖又顶上军机处。到后来摄政王载沣也要求资政院不要“多管闲事”，刘春玲直接又杠上了摄政王：

“于立宪精神很相背驰，将来立宪政体很不牢固，恐要变成专制。”

论国学修养，刘春霖是堂堂状元；论西学知识，他又是日本法政大学的海归，所以那段时间是刘春霖在政坛最活跃的时刻，也是他离政治中心最近的一刻。

然而，没多久之后，武昌一声炮响，天翻地覆。

原本还属于“进步”和“革新”一派的刘春霖，忽然发现自己多了一顶帽子：

前清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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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对于刘春霖的打击，还是相当大的。

那一年，刘春霖才39岁，正值壮年，恰是可以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但刘春霖却在自己北京的寓所里隐居了起来，终日读书吟诗，品茶下棋，似乎已决定“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但熟悉刘春霖的人，可能知道他这样做的矛盾和苦衷：他是皇帝钦点的状元。

当初在乾清殿的台阶上，当读卷大臣第一个报到“刘春霖”的名字后，立刻就有人将一条白色绸带给刘春霖缠到了腰上——寓意是他入仕后就要效忠朝廷了。

可如今，皇帝没了，朝廷没了，他堂堂状元郎，又该向谁效忠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刘春霖至少两年时间。

到了1914年的时候，他终于出仕了。

出仕的对象，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权力和实力的一个人：袁世凯。

袁世凯对刘春霖算是有“知遇之恩”。当初在清廷，是袁世凯提议让刘春霖参与“君主立宪”方面的工作的，而刘春霖的老师杨士骧在世时和袁世凯是好友，刘对袁也执弟子礼。

刘春霖担任的职位，是大总统府的内史（相当于秘书长），但在他做的诸多事情中，唯独只有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且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在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各地组织“劝进”，刘春霖作为直隶省的“请愿团”代表，也是加入了“劝进”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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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2月23日冬至，刚刚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在北京天坛举行祭天仪式

如果说这件事是因为刘春霖和袁世凯有各种难以言清的关系的话，那么另外两件事，也似乎可以成为刘春霖离“进步”和“革新”形象慢慢有所距离的佐证。

一件事，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刘春霖作为“前朝遗老”的一分子，在张勋拥立溥仪登基之时，是穿着清朝的四品官服，去太和殿磕头的。

另一件事，是1931年淑妃文秀提出和溥仪离婚，轰动全国。在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了近20年的时代背景下，59岁的刘春霖愤怒地发出指责：

“实属大逆不道，于情于理均不合清祖宗法制。”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立志投身改革的状元郎，似乎已经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迷失了方向。

其实在那个时候，刘春霖未必自己没有这样的感受。

在袁世凯去世后，刘春霖还担任过一系列的职务：

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总统府秘书帮办兼秘书厅厅长（徐世昌、曹锟当大总统期间），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等等。

看上去似乎颇有些名堂，但实际上呢？

刘春霖曾自嘲过自己在政府任职，不过是个“执戟郎官”——就是一个空摆设。

1928年，刘春霖看不惯北洋政府的种种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辞职赋闲在家了。

赋闲在家后的刘春霖反而倒是过得舒心了，他除了自己读书写字之外，还尽己所能兴办教育，捐建学堂，捐赠图书，为灾民募捐等等，做了很多好事。

中国的末代状元，是否就能如此安然平凡终老呢？

还不行。

这不是他能决定的，而是他所处的那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还要给他一个考验：

这一次，不光朝廷没了，国家也要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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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郑孝胥来找刘春霖了。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中日《塘沽协定》已经签订，在东北沦陷后，整个华北也有落入日本人之手的趋势。而郑孝胥当时的身份，是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刘春霖当年支持的那个溥仪皇帝，已经以一个傀儡的身份，在满洲“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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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也以书法著称，死于1938年，传被毒杀。

郑孝胥来找刘春霖，是想请他出任伪满洲国教育厅厅长一职的。

郑孝胥是充满信心的。

从私人交情上来说，郑孝胥和刘春霖都是清末立宪派的代表，两人的很多意见是一致的，当初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从“君臣道义”上说，无论是张勋复辟还是文秀离婚，刘春霖都是坚定站在溥仪这一边的。现在溥仪都建立新的国家了，难道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辅佐他吗？

然而，刘春霖的态度令郑孝胥大吃一惊：他不仅仅对这个“诱惑”嗤之以鼻，更是宣称要和溥仪决裂：

“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

郑孝胥悻悻而归，但刘春霖毕竟顶着一个“末代状元”的头衔，日本人还是不会轻易放过他。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王揖唐又来到了刘春霖的家。

这一次，王揖唐许给刘春霖的官也不小：北平市市长。

王揖唐同样也是有信心的：

他和刘春霖同为1904年那一年的进士，一起在保和殿答的卷，在乾清门听的宣，然后又一起去日本法政大学留的学。

然而，王揖唐却直接被刘春霖当面怒斥：

“筋骨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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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1904年那一科进士二甲第五名。曾先后担任内务总长、吉林巡按使、众议院议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公开投敌，官至伪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会议议长。1948年9月10日，以汉奸罪被处以死刑。

不知是不是狼狈离开的王揖唐的授意，日伪军在第二天就找上了刘春霖的家，用刺刀逼着刘氏一家人离开，然后将他家的书法藏书文物一抄而空。刘春霖后来动用多层关系和花了重金，才把抄去的物品给赎了回来。

这一件事对刘春霖打击颇大，但原则上的事情，他还是丝毫没有动摇：

汉奸，是绝对不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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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霖晚年的主要收入，就是卖字。

但好在他一是字写得确实好，二是毕竟有个“状元”的头衔，所以前来求字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维持生计倒也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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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霖的字。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的说法

只是，置身世外，还是不能抵御病魔的袭击。

1944年，刘春霖因为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享年72岁。

他并没有等到他希望看到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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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说
先来说两个人的故事吧。

第一个人，叫朱汝珍，是1904年那一科的“榜眼”。

他后来和刘春霖一起，被公派到了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学成归来后，参与拟定中国第一部“商业法”，前往各地商埠调查现代商业操作习惯，之后提交了长达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后来他在“逊帝”溥仪的小朝廷里做了13年“南书房行走”（可以视为溥仪的老师之一），后移居香港。溥仪建立“伪满州国”之后，曾邀请朱汝珍去助一臂之力，但他却婉言谢绝。香港沦陷后，朱汝珍移居北平，曾多次资助抗日义士。1943年，朱汝珍因中风去世，享年73岁。

第二个人，叫商衍鎏，是1904年那一科的“探花”。

他同样也被派往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又前往德国任教，正好与辛亥革命擦肩而过。从德国回国后，曾担任过一些诸如顾问、秘书、咨议这样的虚职，日本侵华后，曾多次怒斥日本人的暴行。新中国建立后，商衍鎏于1960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所副所长，1963年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商衍鎏的后人和弟子中出了不少著名学者，而他自己也根据回忆写了一本23万字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为后世了解清朝科举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看完了这两个人的故事，加上刘春霖的，似乎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哪怕贵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的一生似乎也没有太多显著的事迹。如果放到太平盛世，他们的境遇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其实道理也简单：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了。

前几天接受一本杂志的采访，采访的记者告诉我，她对我曾经写过的那篇 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印象颇深，她问我：

“你怎么看待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

我觉得，刘春霖他们的境遇，或许给出了一个答案：

在滚滚的时代洪流面前，个体的抉择确实显得是微不足道的，哪怕你贵为“状元”，也只是一朵被推着前行的小浪花。

但是，真的聚焦到一个个的个体，难道连一点抉择空间都没有吗？

1904年的那一科进士，出了王揖唐那样的汉奸，但也出了沈钧儒，谭延闿这样颇为著名的政治人物，哪怕像沈春林、朱汝珍和商衍鎏这样的“三甲”，看似平凡，但他们至少都有一个共同点：守住了自己的气节。

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下，刘春霖他们的脚步只要稍微放慢一些，可能就会显得有些“落伍”（朱汝珍也说过：“绝不吃民国饭”），但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恰恰是时代才能检验出个体的本色。

时下流行一句话，叫做：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确实，有时在很多你所不能控制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无力感。

然而，即便是一座山压下来，怎样来面对这座山，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

坚强，乐观，麻木，逃避，投降，都是选择。

更何况，当每一粒灰的共同选择凝聚在一起，放到时代面前的时候，

难道，不也是一座山吗？

红影

学习了，虽然还不算太遥远的历史，也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远去了

紫荆棘鸟

很好的介绍。
随后就是大清帝国的留美选拔考试了，竺可桢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清华也因此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