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彭涛就到医院打听过乙肝阳转阴的办法。 乙肝病毒非常狡猾，它会把自己的DNA连接在人肝细胞DNA的尾巴上，这就意味着，一旦病毒进入肝脏，乙肝病毒将和肝细胞共存亡。因此，虽然乙肝可防、可控、可治，却很难被彻底清除。 医生听了彭涛的要求，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消毒液消毒了双手之后，转身去看下一位病人。 但那一刻，这个常规动作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彭涛的心头。 他误以为，医生也和那些人一样，开始歧视自己了。 这让我想到来传染科之前，自己在外面听到的一些流言，比如“传染科周围阴气太重，种不了树”的传闻。 带教老师和我讲过，住院部原先是想给传染大楼周围种上树的，只是被医生和病人全力抵制了。 病人们觉得，树荫挡住阳光，楼里阴气会重，兆头不好，也不利于紫外线杀死病菌；医生护士们则认为，整栋楼被隔绝在角落，终年不见天日，已经很压抑了，要是连窗外的阳光都不能洒进来，太影响上班的心情。 医生和病人一致的态度，才让院部放弃了植树的计划。结果在外人口中，就变成了传染科阴气太重。 只是当大家心里有疑惑的时候，也就有了倾向性，原本正常的事儿也被解读得反常而已。 所以彭涛总是胡乱猜测。他开始暗戳戳地观察医生的举动，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想病房里的各种防护措施：医护人员频繁的洗手消毒，保洁员一日三遍全副武装地清洁擦拭，每个人身上弥漫着的消毒水气味…… 所有这些常规行为，通通被他想象成了对自己的歧视。 他不再相信那些年轻的医生，不再相信那本薄薄的乙肝宣传册。 他更愿意去听那些虚假的广播，毕竟里面的“大师”，郑重保证自己能治好乙肝，而且装得和患者贼亲热。 在他长达10年的病程中，得到最多的是白眼和伤害。这也导致他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 我想带他出来。 我开诚布公地和彭涛好好聊了聊乙肝，试着让彭涛再次踏进他心目中的禁区。 我从乙肝的传播途径讲起，再延伸到1988年由于上海甲肝爆发，导致人们对乙肝有了连带的误解和歧视，最后坦然地告诉他，乙肝至今为止还是世界上尚未攻克的难题，而不惧怕它最好的方法，就是熟悉它，面对它。 “你也吃了这么多的苦，被这个病折腾得够呛，咱们从今以后，有病治病，行不？”我坐在他的床边，诚恳地对他说，帮他解开这10年来，没人坐下来为他解答的疑惑。 最后，我剥了一个橘子，和他分着一起吃。 他看着我说：“上次有人这样做，是十年前了。” 我买了一本日历送他，在日历的背面，我会写一条他今天要做到的事：今天主动跟医生护士问好；今天跟儿子一起出门。做到了就帮他打勾。 我和彭太太结成了统一战线，接下来的日子合起伙来一点点撬动着彭涛。 第一条就是：“逼迫”他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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