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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凉山戏剧节发起人之一,每年在这个西南小城,濮存昕不像一个正襟危坐的客人或是演员,更像一个放松自在的主人或是向导。这天,他穿着卷起鲜艳裤脚的时髦牛仔裤,斜倚在藤条椅上,坦白地说自己的听力在下降,“这位记者你要用你的‘丹田’发声”。 在戏剧节期间来到凉山的人要做很多事,要看戏,要看风景,要晒冬日里难得的暖阳。但濮存昕的自传《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新书分享会现场,准时抵达的观众想要座位那是绝无可能。到了签书环节,已经并不年轻的“粉丝”们的热情,让人确信一件事,“追星”无关年龄,只有关人。 濮存昕的自传就像半部人艺史。濮存昕的父亲苏民曾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1952年,北京人艺一成立,他便来到剧院,成为第一代演员。1年后,濮存昕出生,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人艺的长子”。从小跟着父亲在剧院长大,看戏对濮存昕来说,如同吃饭睡觉,是生活的日常。 “戏比天大”这4个字,濮存昕从小就有深刻的理解,这不仅发生在剧院,也发生在家中。家里无论什么事,都要以剧院的事、演出的事为中心,不能影响父亲晚上演戏。比如,如果父亲晚上有戏,家里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父亲得睡午觉。 在化妆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不准小孩子进。濮存昕去给父亲送饭的时候,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着,“我知道甬道的尽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舞台,那是一个围绕着光环的谜”。 濮存昕说,自己的人生中,值得回味的有三大关口:第一个是从黑龙江回来,第二个是加入空政话剧团,第三个是进了北京人艺,“那种关口,突破了,就意味着你的追求、渴望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 从16岁到24岁,濮存昕在黑龙江度过了8年知青生活。作为业余宣传队的一员,劳作之余,他是报幕员、演员,也会画布景、做道具,以及当电工。“北大荒长时间的生活,是磨难,也是考验,大喜大悲能增加对人生的理解力和承受力。这对于男演员尤其重要。男人的形象中应该有立得住、担得起的气质。”濮存昕说。 北大荒的田垄,长得望不到头,割麦子的时候必须一垄一垄、一刀一刀地割,每天腰累得真像折了一般。直到现在,濮存昕还总觉得,在舞台上演话剧就像割麦子,“一天一场戏,八九百观众,几十场、上百场演出,才有几万观众,真的是一刀刀割,一场场演,生命也一步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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