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喊话向中国抄作业，形势迎来3个新变化

驻在平安夜前夕

　　3月13日上午，郭思静发布《检讨书》，对自己这一瞒着家人和学校的“说走就走”做了总结和反思。以下为《检讨书》全文：

　　在医院待的这几天，一直在反思老师说的事情，因为隐瞒学校寒假期间的去向，而这个隐瞒确实违反学校条例规定的事情，这一点无可置疑地是我做错了，成年人做错事要用于承担责任，这次处分我是不会逃避的。

　　学校的条例写得明明白白，而自己的隐瞒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如果我被确诊了，可能整个飞机的人员，整个巴士的人员都要被集中隔离，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是我无法承担的，给很多家庭、给社会都带来了伤害。在疫情面前，任何玩乐都不值得骄傲，也不值得吹嘘，生命最重要。

　　疫情面前，你自己的命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家庭、学校、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的事情，所以待在家里不仅是对家庭，还是对学校、社会、国家负责，如果任性，只会发展成为意大利眼下不可收拾的态势，自由是很可贵，但是因为意大利，整个欧盟都有危险了，而我不想因为我一个人，害到我的家人、学校、社会。

　　大家的重点都在我一个人旅13个国家，这种很酷的事情，但却不知道我进海关被诊断量出37.3℃的时候的心情，我是一直在哭的，我害怕我的生命结束了，我害怕这是我最后一次旅行，我害怕我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完，那一天下的雨，我第一次觉得很温柔，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生命那么可贵。

　　我看着蒙蒙的细雨，哭了起来，我该不会得了新冠肺炎了吧？为什么这么对我，我这么年轻，我全程戴口罩，睡觉也没摘，不会吧，我真的要跟这个世界告别了吗？我这么年轻，我一直哭，怀疑是温度计的问题，但事实我真的生病了。

　　在这里，我要很严肃地跟大家说，求求你们真的不要聚会了，你永远不知道因为你一个人多少人会受害，多少家庭会被毁掉。

驻在平安夜前夕

　　最后我以这个错误的例子警醒大家，任性只会自讨苦吃。

　　还要就是恳请大家不要隐瞒自己的行踪，不要谎报自己的行程，不要聚会，不要出去玩。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春 彭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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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在平安夜前夕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已达95例，都流向了哪些地方？

2020
03/15
08:03
新京报

从第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至今，已经过去了近20天。在这接近20天里，全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一度从百位数降到了个位数，境外输入病例和湖北病例，始终是一对“双煞”，几乎构成了全国新增的全部。

新冠肺炎的巨大阴影，不由分说地覆盖了全球各国。地球居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环球同此凉热”。

经过两个半月的举国鏖战，我国的抗疫曙光依稀有了轮廓。3月12日，国家卫健委宣布：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疫情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

而与此同时，境外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却低开高走，自从2月26日之后，境外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就超过并远远凌驾于中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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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水龙头一拧开，出境入境都如水流般自然顺畅，其中的风险却令人担忧：在国家卫健委3月14日公布的数据中，我国新冠肺炎的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首次超过了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引发热议。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比重在上升

2月26日，是我国首次出现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日子。这一天，从伊朗参加完同学聚会，飞回宁夏中卫市的丁某某被确诊。在之后的几天里，北京也发现了两名从伊朗返回的确诊男子，他们也参加了那场同学聚会。

从第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至今，已经过去了近20天。在这接近20天里，全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一度从百位数降到了个位数，境外输入病例和湖北病例，始终是一对“双煞”，几乎构成了全国新增的全部。

一开始，湖北新增确诊病例比境外输入的多得多。但这几天，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追了上来，在全国新增确诊病例中所占的比例逐渐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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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在平安夜前夕

驻在平安夜前夕 发表于 2020-3-16 22:12
全球化的水龙头一拧开，出境入境都如水流般自然顺畅，其中的风险却令人担忧：在国家卫健委3月14日公布的数 ...

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使一些地区死守十几天的“零新增”记录破灭了。比如3月11日河南郑州发现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打破了河南维持了13天的“零增长”记录。“严防输入”，开始成为一些地区工作的主旋律。

三条主要输入路径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对境外输入问题发出的终极灵魂拷问。

截至3月13日24时，全国已累计确诊95例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病例。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意大利和伊朗两国，这两个国家，恰巧是海外疫情第一严重和第二严重的国家，确诊人数都超过了一万人。

流向甘肃、北京、上海、浙江，成为大多数境外输入病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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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甘肃的主要来自伊朗。3月2日到3月5日期间，从伊朗乘机抵达兰州的311名回国人员中，共有36人确诊新冠肺炎，占全国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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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深的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特点是来源国复杂多样，英法美意西都有，和流入甘肃的确诊病例几乎都来自伊朗有很大不同。

浙江的主要来自意大利。比如浙江青田县有10万海外侨胞在意大利，本月初浙江公布的8例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就是在意大利同一家餐厅工作的8人回到家乡青田县所致。

主要城市入境检疫措施

据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宝峰介绍， 1、2月份，全国入境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50％。旅客虽变少了，检疫压力却变大了。怎样让防控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成为一些城市的新考题。

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纷纷落笔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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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细致的入境举措给旅客带来了稍许安全感。从意大利经由莫斯科转机，搭乘俄航航班回到上海的郑先生说：“在意大利戴口罩的人还是不多，我从浦东机场下飞机，一路有五六个检查点，工作人员都做好了防护，感觉回到上海就放心了。”

该被隔绝的是病毒，隔不断的是血脉亲情。分级分类，而不是“一刀两断”的入境措施为都市国际化注入了温情，同时也该思考，如何在入境时排查无发热的潜伏者，对敌暗我明的病毒实施雷霆铁腕。

数据新闻编辑：孟融

设计：甲晨晨

校对：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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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为何肆虐全球？专家：无症状感染者藏在飞机中进行传播

2020
03/14
18:03
红星深度

世卫组织对于“大流行”的宣布为何谨慎，又为何最终选择宣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表示，虽然大家都在关注“大流行”这个词，但它不能滥用、误用，否则会导致不合理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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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六大洲、涉及100余个国家、超11万确诊病例，世卫组织终于在3月11日将新冠肺炎的定性上调为Pandemic，即“大流行”。

实际上，在新冠肺炎似乎仅在中国肆虐的1月底，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子祺教授团队便于柳叶刀发表论文，利用传染病模型对新冠肺炎的全球感染情况进行了预估，“可能会在2020年上半年面临2019-nCoV流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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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病毒学家、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认为，世卫组织对于“大流行”定义的宣布有些过迟。一位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也告诉红星新闻，在世卫组织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大流行”之前，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表现就已经足以被重视为“大流行”。上述两位专家均表示，世卫组织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定性有点过于谨慎。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则指出，这是冠状病毒感染第一次被称为大流行，但与此同时，相信这会是第一个可以遏制的爆发。一些国家已经证明该病毒可以被抑制和控制。他因此呼吁各国政府采取“紧急和积极的行动”来改变疫情的进展。
而前述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表示，新冠肺炎可以经呼吸道传播，航空器成为了病毒跨国传播的重要工具。而金冬雁则提出，由于目前有确切证据证实，新冠肺炎存在可传染他人的无症状感染者，这也使得病毒传播变得更为隐蔽，防控难度也变的更大。
一月底的预测
上半年面临新冠肺炎流行风险
1月31日，The Lancet网站发布了一篇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子祺教授为通讯作者的论文《Nowcasting and forecasting the potentia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the 2019-nCoV outbreak originating in Wuhan, China: a modelling study》，论文利用两个来源的数据进行了建模，然后利用该模型对武汉截至1月25日的感染人数做出了预测。
论文提出，在2020年上半年，各国面临新冠肺炎流行的风险。
实际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开始，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就开始建立传染病动力学数据模型，就疫情传播进行模拟计算。
这里涉及到一个叫做“传染病动力学”的概念。传染病动力学，是对传染病进行理论性定量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即根据种群生长的特性、疾病的发生及在种群内的传播、发展规律，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等因素，建立能反映传染病动力学特性的数学模型。通过对模型动力学性态的定性、定量分析和数值模拟，来分析疾病的发展过程、揭示流行规律、预测变化趋势、分析疾病流行的原因和关键。
2月7日，《Nature》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如果有足够可靠的数据，模型可以预测疫情的增长速度并帮助预测各种干预措施的影响。德国洪堡大学物理学家Dirk Brockmann曾建立了一个全球风险评估模型，Dirk Brockmann对《Nature》表示，数据模型并不是进行定量预测的工具，由于新冠病毒存在很多未知因素模型可以帮助公共卫生官员和决策者形成一种直觉。
宣告“大流行” 世卫组织为何谨慎？
随着时间踏入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境内逐渐得到控制，但海外的情况开始变得日益糟糕。据世卫组织3月13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中部欧洲时间13日上午10时，中国境外地区确诊逾51767例，新增7488例。截止报告发布时，全球确诊病例共132758例，累计死亡4955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便频繁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代表团通报会上进行讲话，直到最近3月上中旬的几次讲话，世卫组织才将新冠肺炎已经“大流行”这个话题进行正式讨论。
据《财经》报道，世卫组织发言人贾萨瑞维奇曾对媒体解释，世卫组织已经不再使用把“大流行”列为最高等级的六阶段流行病警示系统， “大流行”一词在未来或将以“非正式”的形式被使用。贾萨瑞维奇还称，世卫组织于1月30日宣布全球疫情达到“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PHEIC），这已经是疫情警示的最高层级。
3月12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表示，世卫组织将疫情称之为大流行并不意味着各国可以放弃。各国应该从遏制转向缓解的想法是错误和危险的，“相反，我们必须加倍努力。”
谭德赛博士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可控的大流行。决定放弃基本公共卫生措施的国家最终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给医疗系统带来更沉重的负担，最终可能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制，“我们敦促所有国家以遏制为核心重点，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统筹应对方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宣布大流行之后，各国政府都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且世卫组织有责任协同所有国家，动员各国政府首脑和相关机构控制疫情。
世卫组织对于“大流行”的宣布为何谨慎，又为何最终选择宣布？
此前，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谭德塞曾表示，虽然大家都在关注“大流行”这个词，但它不能滥用、误用，否则会导致不合理的恐惧。
根据经济日报报道，3月12日谭德塞曾公开表示，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大流行并非轻易之举，作出这一决定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病毒传播速度和规模。目前，世卫组织已接到来自118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的近12.5万例病例，过去两周，中国境外报告病例数增加近13倍，受影响国家数量增加近两倍；第二，尽管世卫组织多次发出警告，但一些国家仍未以应对疫情威胁所需政治承诺来采取应有行动。
而对于学者们来说，“大流行”一词更像是一个对疫情形势的判断和形容。3月13日，病毒学家，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世卫组织对于“大流行”定义的宣布有些过迟，虽然原本“大流行”一词原本是用来形容流感的，但是从新冠肺炎在国际上的传播形势上看，完全可以称它为“大流行”，“至少传播到了两个大州，有爆发性流行，人群普遍易感。”
上述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也持同样观点。上述两位专家均向红星新闻表示，世卫组织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定性过于“谨慎”。
不过，通过“警告”人们重视传染病有助于加强人群整体防控意识，但是如果过度“强调”传染病又会导致人们产生恐慌情绪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矛盾。中国疾控中心高级别人士说，要平衡这段纠结的关系，最重要一点，也是人们从其他传染病事件中学会最重要经验，便是保持信息的透明公开。金冬雁教授也认为，在天平两端，政府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要相信人民的智识。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
便利的航空器与隐藏的无症状感染者
“为什么人们都在说‘地球村’这个词？因为现在的地球是一个整体。”上述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随着交通工具尤其是飞机提供的便利，人口流动相比古代变得更快了，这会让具备某些特质的病毒更容易形成跨国传播甚至跨州传播。
新冠病毒就是这样一种病毒。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说，新冠肺炎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感染者通过乘坐交通工具可以轻松的将其带到目的地并进行传播，而现在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少他国输入型病例都是靠乘坐飞机进行传播的。
金冬雁则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新冠肺炎在防控上还存在一个难题，即目前有确切证据证实，无症状感染者也存在传染性。
金冬雁表示，如果是流感或者SARS这种疾病，其特征为症状较重时患者传染性强，所以在症状上进行筛选，便可以把所有感染者堵截。但是现在对于新冠病毒来说，光靠分辨人群是否发热，并不能把所有的感染者堵截。除开那些临检前服用退烧药的人，有部分无症状感染者也存在传染性，这为防控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
“有传染性的无症状感染者在全部感染者里面占比究竟几何？”金冬雁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关注无症状感染者释放的病毒量究竟如何，“如果他放的病毒多，那就不得了了，他没有症状他还到处走，他就会释放很多病毒传给别人。”金冬雁表示，该情况存在但比较少，有专家初步估计，无症状感染者占整体感染者的一成到两成，而既是无症状感染者又释放病毒特别多的人，可能占无症状感染者的两成到三成。
金冬雁还表示，新冠肺炎患者中，有八成的人是轻中症（或叫普通型），而这些人的症状跟流感症状难以区分，“除非患者先去照肺部CT，看出来肺部有磨玻璃影，才能够说具备诊断特征，再然后去做核酸检测才能最终确定。”
实际上，对于金冬雁教授的观点，美国东北大学传染病建模师Alessandro Vespignani在2月7日《Nature》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在“无症状感染者是否具备传染性”这个问题尚未得出明确结论的2月初，Vespignani说，这个问题是最令人烦恼且可能破坏既有数据建模的谜团之一。Vespignani认为，这次疫情的大致走势蕴藏在这一元素中。
重提历史
新冠肺炎疫情会演变成西班牙大流感吗？
纵观传染病的历史，“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西班牙大流感被视为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它在1918年-1919年间流行，横扫了全球，被描述为几乎感染了当时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甚至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2006年1月，美国疾控中心主办的EID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探讨了“西班牙大流感”的更多细节。论文称，西班牙大流感的影响甚至不仅限于1918年至1919年。因为此后发生的所有甲型流感大流行，实际上全世界几乎所有甲型流感病例（除了人类感染的禽流感病毒，例如H5N1和H7N7），都是由1918年病毒的后代引起的。
据论文作者估计，1918西班牙大流感最少造成了全球约5000万人的死亡，死亡率大于2.5%，高于其他流感，而其致病起源的诸多疑问目前依旧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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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形势的变化，有不少学者及媒体开始将新冠肺炎疫情类比西班牙大流感。中国疾控中心前高级别人士告诉红星新闻，对于该问题暂时不能下结论，因为世界疫情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虽然各国采取的公共卫生政策跟中国不完全一样，但是它们也在根据自己的国家的制度、民族、风俗习惯等内容进行有效的防控。”

金冬雁则告诉红星新闻，现在的新冠肺炎形势跟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首先西班牙大流感的毒力更强，利用重建的西班牙大流感病毒去感染老鼠，致死率相当高。其次，当年人们没有掌握抗生素，而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其实是继发的细菌感染。”

红星新闻注意到，西班牙大流感曾存在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征，即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中，与流感相关的死亡中有近一半是20至40岁的年轻人。但在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里，就中国而言，重症及死亡者依旧多为本身患有基础疾病的年迈者。

对抗新冠肺炎进一步传播

如果无法彻底拦截，便想办法延缓

当病毒传染了所有能传染的人，它便自行走向了终结。这个论点出现在一部关于病毒的纪录片中，金冬雁告诉红星新闻，这种说法从科学角度讲不无道理，“在个说法对应的理论有个专有名词，翻译成中文可以理解为‘群体免疫’。”

“比如说，人群里有40%的人对该病毒有免疫力，那病毒就会传播的慢一些；而等到有60%至70%的人有免疫力了，那病毒可能就很难再传播起来，到最后它就会自然停止。”金冬雁表示，不加强力人工干预，放任病毒自行传播，这是最坏的情况。

该说法并不代表人们面对传染病是消极的，人类反而更应该积极作为。人们现在面对传染病时，掌握的武器远比过去更加丰富了，比如开发疫苗、抗病毒特效药等。

金冬雁以2009年的H1N1型流感为例说，“当年最开始也是防控，但是最后防不住了，病毒一下子传出来了。”金冬雁表示，在很多的情况下，传染病本身是防不住的，如果人类意识到传染病突破了防守的第一道关卡，防控目标就需要转为退而求其次的延缓病毒传播，即尽量让更少的人被感染，然后利用这段时间去开发疫苗。

人类与病毒，并不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也并不一定要把所有传染病的病原体从人间消灭，否则就等于失败。金冬雁说，传染病疫情防控需照实际情况来，且世界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情况，只要这些国家用符合他们国家的方法把传染病控制住，最终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少，那就是“成功”。

或许可以像对付严重流感一样对付新冠肺炎，虽然新冠病毒相比流感病毒没那么多变化，相对更稳定。 金冬雁告诉红星新闻，“此前因为医疗资源挤兑，导致很多非新冠但是又是重症的患者无法正常就医而死去，正常医疗秩序需要恢复，或许可以考虑对新冠肺炎进行常态化管理，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皆是如此。”

流行病终会被解决，无论是屈从于社会行动还是感染了所有易感者——医学博士David S.Jones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一篇评论如是说。

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严雨程 北京报道 图源 东方IC

编辑 刘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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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初期，网络直报系统为何失灵？

2020
03/15
07:33
剥洋葱

划重点：

• 1在12月份的武汉，直报系统被“搁置”了。官方认可的新冠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告诉记者，“发现（不明原因病例）后，我首先报告给院感控，再报告给医务部、院长，这是我作为科室主任的职责”，但关于初期的传染病报告卡有无填报，何时填报，张继先表示，“不清楚，我没有做统计。”
• 2疫情初期，“网络直报”滞后，那么这套建在非典之后、国家花重金打造、最快可“2小时直达”的网络直报系统，到底在哪个环节失灵了？
• 3一直以来，传染病的防治强调的都是早期介入，如果能更早监测病例，“当然是能更早遏制”，上述中疾控领导表示，“我想将来我们一定都会回过头来去看，去仔细考察，做一些包括技术上的、深入的调查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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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武汉金银潭医院，一位医生在进入负压病房前穿戴防护装备。长江日报 陈卓摄

驻在平安夜前夕

文 | 新京报记者魏芙蓉 实习生 杜萌 张逸凡

编辑|陈晓舒 校对 | 李项玲

本文约6326字，阅读全文约需13分钟

2019年12月份，一种尚不知名的病毒开始在武汉传播。最初的这一个月，一切都未被警觉。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官方消息，当时的武汉“已发现27例病例”。

据权威人士证实，12月的这些病例并没有通过网络直报进入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简称“直报系统”）中，启动早期监测和预警。

中疾控一位现任领导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还未明确“新冠”病名疫情之初，按照规定，“直报”其实可以走两条途径，“一个是走传染病疫情报告流程，就是所谓的大疫情系统，按‘其他类别’来报；另一个是走不明原因肺炎的诊断、报告流程”。

而不管通过哪个途径，只要填写传染病报告卡上报，都会进入到直报系统当中，任一级别的CDC都能看到病例信息。

但在12月份的武汉，直报系统被“搁置”了。官方认可的新冠疫情上报第一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告诉新京报记者，“发现（不明原因病例）后，我首先报告给院感控，再报告给医务部、院长，这是我作为科室主任的职责”，但关于初期的传染病报告卡有无填报，何时填报，张继先表示，“不清楚，我没有做统计。”

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则称，“不知道病名，没有确诊，怎么报？这个传染病报告卡的病因，是需要填得非常明确的”。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功焕均向媒体证实，武汉通过“网络直报”方式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始于1月3日。

疫情初期，“网络直报”滞后，那么这套建在非典之后、国家花重金打造、最快可“2小时直达”的网络直报系统，到底在哪个环节失灵了？

如何定义“不明原因肺炎”？

2019年12月26日，一对老年夫妻因身体不适分别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两个科室就诊。老太太因为发烧气喘看了呼吸科，老头因为浑身没劲去了精神内科。次日，在神经内科对患者的常规检查中，老头的CT结果显示其肺部有问题。

院内呼吸科医生被请到精神内科对该病例进行会诊，同日，老人在呼吸科就诊的妻子肺部影像也显示出了与普通病毒性肺炎不同的病变。“两个人的CT很像，又是夫妻，我们就开始警觉了。”该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说。而这一天，除两位老人外，一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肺部也出现了类似的感染。

怀疑是传染性疾病，张继先坚持让陪同老人检查的儿子也在医院做了CT检查。结果显示，儿子的肺部也出现了和父母一样的病变。

“哪有一家三口都得一样的病呢？”为了找出病因，12月27日，四位病患在张继先的安排下先后做了甲乙流、合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衣原体和支原体等检查，结果均显示阴性。

“不是这些病，不是我们常见的病，只能是新的。”张继先在当天就将四名病人的情况上报至医院感染管理科，医院随后又上报至江汉区疾控中心。

SARS之后，原卫生部曾于2004年制定的《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2007年更新为《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其中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发现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相关部门，由医疗机构在 12 小时内组织本单位专家组进行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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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2014）中所附的排查流程图。

驻在平安夜前夕

国家卫健委第二批访汉的专家组成员蒋荣猛告诉新京报记者，“呼吸道疾病是世界都重点关注的疾病。方案的监测目的实际上非常明确，首先是要发现SARS和禽流感，其次是要通过监测发现一些未知的、新的病原体，尤其是和呼吸道疾病相关的不明原因肺炎。”

如何定义“不明原因肺炎”？上述方案规定，同时具备以下4条不能做出明确诊断的肺炎病例：发热(腋下体温≥38℃)；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降低或正常，或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3~5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呈进行性加重。

蒋荣猛称，方案中“不明原因肺炎”其实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概念。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医生在临床中更加关注的是社区性获得肺炎中，即有传染性、病情进展快的病毒性肺炎。但现实是，临床上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学诊断普遍不高，在世界范围内，即便是发达国家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学诊断率只有30%~40%，而且不同级别的医院，不同地区病原诊断率差异明显，尤其是对病毒性肺炎。正是因为，“大部分病毒性肺炎找不到病原体，也很难做到所有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都能进行上报、进入到该方案的排查流程中。”

向妮娟、冯子健等人2010年发表的论文《2004-2009年中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报告情况分析》指出，大部分医生不清楚“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定义，也不了解报告程序会影响病例的报告。此外，医疗机构因未能从病例报告、标本采集和送检中获知对临床有意义的结果，也会影响医生继续报告的积极性。

上述中疾控领导介绍，确诊“不明原因肺炎”，“要有院内专家组的会诊，可能还要区县一级的专家组要会诊”。

蒋荣猛介绍，对临床上怀疑为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后续的样本检测和会诊机制是排查过程中非常的重要的一环。通常，如果医院有检测能力的，会检测常见的病原体，如流感、禽流感、SARS、腺病毒、支原体等。 如果经院内会诊，不能明确诊断的要立即按“不明原因肺炎”进行网络直报，同时向辖区疾控中心报告，把样本送至辖区疾控中心进一步检测。“一旦进行网络直报，任一级别的CDC都能看到（病例信息）。”

按照方案要求，辖区疾控机构接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报告后，应在24小时内对病例完成初步流行病学调查，将调查结果及时向主管卫生行政部门报告，提出相应的工作建议。然后医院根据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专家会诊意见和检测结果对传染病报告卡进行订正。

之所以逐级报告送检，蒋荣猛介绍，一方面是由于上级疾控中心拥有更完备的监测技术，“例如中疾控，这10年来储备了大概300多种病原体的检测技术”。另一方面，也能快速展开流行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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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工作。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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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的“网络直报”

后来的两天时间里，张继先所在的科室又陆续接诊了3名类似症状的患者。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了首次专家联合会诊讨论，来自医院呼吸科和院感办的多名专家经讨论后发现这7名病例影像学特殊，症状类似，其中4名病例都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院方再次将此情况向省、市卫健委报告。当天，省、市卫健委指派了相关工作人员前往该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此时并没有选择填写传染病报告卡进行网络直报，而是直接报给了上级主管单位卫健委。

据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在疾控系统打造了“直报系统”。该系统由中央和地方投资共建，包含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生死亡登记、健康危害因素等22个监测子系统。截至2011年年底，该系统已覆盖全国100％的疾控机构、98％的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和88％的乡镇卫生院。

张继先告诉新京报记者，疫情之前，院内传染病报告卡的填报一般是由临床医生来做，但1月初开始，前来就诊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陡增，“每天光是看病人就忙得稀里哗啦，我一天看两三百个门诊，根本忙不过来”，她表示，“它（填卡）需要的信息量太多，非常详细，专门的一个人搞不定。要填写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发病时间是哪一天、发的是什么病……”

“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我首先报告给院感控，再报告给医务部、院长，这是我作为科室主任的职责”，但关于初期的传染病报告卡有无填报，何时填报，张继先表示，“不清楚，我没有做统计。”

张继先所在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也许不是最早接诊不明原因肺炎的医疗机构。同样是早期接诊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还有武汉市中心医院，该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告诉新京报记者，南京路院区的急诊科12月16日左右接诊到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南京路院区12月共接诊到两例类似患者，均在当月转诊到呼吸科，两名患者检查结果12月30日出来后，他们对这个病毒立马引起了警觉。后湖院区12月也陆续有肺炎患者，但“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是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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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也称湖北省新华医院）。图片来自医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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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芬表示，碰到传染病，临床医生除了填写传染病报告卡，也会告知主任和院内相关部门。“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是医生的基本功。之前碰到肝炎、肺结核这样的我们会直接在电脑里填了（报告卡）。但这回是未知的，肯定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他们（公共卫生科）了”。

几天前，一份武汉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工作人员撰写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以下称《疫情处置说明》）流传开来，新京报记者向该院多位医生核实了该文件的真实性，一名医生称，该份《疫情处置说明》介绍的是后湖和南京路两个院区的情况。

在该份《疫情处置说明》中，该院公共卫生科在12月29日接后湖院区急诊科医生汇报，称科室接诊了4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CT检查均显示肺部有问题，有病毒性肺炎的表现。该院在当天进行院内专家会诊后立即将情况电话汇报至市、区疾控中心。区疾控中心和应急办也于当天在院内完成了流行病学调查和采样工作。

12月31日和1月3日，医院曾两次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先后询问采样结果，以及“是否应该上报传染病报告卡”。其得到的回复是“对于此类特殊传染病，等上级通知后再上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

不断被提高的报卡“权限”

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于12月31日首次抵达武汉，武汉市卫健委当时公布消息称“已发现27例病例”。

直到1月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才收到市卫健委下发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指导手册，其中规定“对于疑似病例，院内12小时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传传染病报告卡”。

上述《疫情处置说明》显示，1月5日，规定又发生了变化。辖区卫健委组织会议，会上辖区意见显示：疑似病例，院内专家会诊不能排除后，应上报区卫健委，由区级组织专家会诊，不能排除后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按照如上要求，在武汉市中心医院1月8日至1月10日分批上报了共14张传染病报告卡后，接市、省级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的口头通知，传染病报告卡的权限在其后数天内仍在不断发生变化，经历了从“区级专家会诊后报卡”，到“省市联合报卡”，再到“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仍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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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中心医院。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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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2007年版的方案还是1月4日该市卫健委下发的书面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指导手册”中，针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传染病报告卡的上报权限和时限要求均是：院内12小时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立即上传传染病报告卡。方案中虽然也注明县、市、省三级专家组会诊的流程，但其会诊的目的是“排除SARS和人禽流感”以及在诊断结果出来后需“原报告单位网上订正为诊断疾病或其他不明原因疾病”。

也就是说，原本由医院会诊后可上报传染病报告卡的权限，在疫情初期的武汉，被不断“提高”了。

1月10日后，武汉市中心医院停止了报卡。在此之前，艾芬所在的急诊科，传染病报告卡的填写，都是交由医院公共科负责。3月12日，新京报记者致电该医院公共科，工作人员拒绝接受采访，表示要先联系宣传科。记者多次致电宣传科，截至发稿前均无人接听。

不同地区“传染病报告卡”存细微差别

按照常规程序，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是病例信息进入网络直报系统的第一步。据《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中首诊医生只要发现临床传染病例，都需在规定时限内将信息报告至医院传染病科，由专人填传染病报告卡，登录网络直报系统，录入信息、上报。

但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告诉新京报记者，其所在的科室在临床上碰到的最多的传染性疾病为肺结核，这类疾病的确诊、填卡上报有一套熟悉的流程；但对于此次大多数人经验之外的新冠肺炎，疫情初显苗头时，“不知道病名，没有确诊，怎么报？这个卡的病因，是需要填得非常明确的。”

上述武汉医生所指的“不能确诊就没法填报”是指，若面临已知病名的39种“法定传染病”，医生在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时可以直接勾选病名，但他看到的传染病报告卡上没有可供选择的“不明原因肺炎”病种选项。“如何勾选病种、写病因”首先就为填卡带来困难。

新京报记者从多地区不同医院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传染病报告卡在也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一名呼吸内科医生向新京报记者展示了其在医院使用的传染病报告卡，与武汉地区不同的是，“不明原因肺炎”在“其他法定管理以及重点检测疾病”一栏中是作为一类可直接勾选的选项。内蒙古的呼吸科医生也向记者表示，其所用的传染病报告卡也有可供直接勾选的“不明原因肺炎”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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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传染病报告卡（左）上，“不明原因肺炎”是可直接勾选的选项，方案所附的传染病报告卡（右）上则没有这个选项。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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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医生均表示，在实际操作中，当在短时内收到多个类似症状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或不明的肺炎病例具有明显传染性特征时，会在传染病报告卡上直接勾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
就上述武汉医生所指出的填报问题，上述中疾控领导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还未明确“新冠”病名的疫情之初，按照规定，“直报”其实可以走两条途径，“一个是走传染病疫情报告流程，就是所谓的大疫情系统，按其他类别来报；另一个是走不明原因肺炎的诊断、报告流程”。
该领导进一步解释道：前者即使报告卡上没有不明肺炎的病种直接勾选，但可以在“其他”类别中填写，注明“不明原因肺炎”上报。
如果有更早的介入，“当然是能更早遏制”
对于直报系统的接收机构中疾控而言，“我们天天有人在（监测系统）看，只要是聚集性的上报，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开始的阶段就要关注病例有没有增长，我们还会进一步分析讨论，在一定时候直接介入调查。” 上述中疾控领导对新京报记者说。
他称，通过监测系统，中疾控对不明原因肺炎的聚集性病例是非常敏感的。“不明原因肺炎，我们过去关注的重点是新型流感的跨种传播：即动物流感跨到人身上，然后导致流感的大流行。”
近年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在全国时有发生。蒋荣猛称，近年来H7N9、H5N6等不同亚型禽流感基本上是通过这套直报系统发现的。但他表示，该方案已经使用十六年，“由于种种原因，对不明原因肺炎发现的敏感性以及对样本的及时检测性等方面，还需要大家去总结一些经验，怎样把流程做得更好更完善。”
2017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中心王宇发表论文《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评价》，文章提到，在2004年到2016年年间，全国共上报1666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其中8%为人禽流感病例，76%的上报病例诊断为其他疾病，如病毒性肺炎、细菌性肺炎、未知病原体肺炎等。
文章同时指出，医院内有大量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但上报率低，大部分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患者在病例上报至监测系统之前的某一层面被“过滤”了。
向妮娟、冯子健等人2010年发表的论文《2004-2009年中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报告情况分析》则分析，因为监测针对性太强，各级地方政府担心经济和社会稳定等问题，而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监测、报告过度关注，有形、无形地给卫生行政部门、疾控机构、医疗机构以及临床医务人员带来压力。
1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正式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将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应对提至最高级别。1月24日，新冠肺炎的网络直报功能正式上线。各地医院可以在网络直报系统中上报新冠肺炎病例信息。
2月27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广州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指出，“这次暴露的短板，我们CDC的地位太低了，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特殊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自新冠肺炎疫情后，国家先后发布六版疫情防控方案，在3月7日发布最新的第六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中规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时，应当于两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与此方案适配的是，修改后的传染病报告卡上，患者类型和临床严重程度在系统中都有详细的分类可供选择。
一直以来，传染病的防治强调的都是早期介入，如果能更早监测病例，“当然是能更早遏制”，上述中疾控领导表示，“我想将来我们一定都会回过头来去看，去仔细考察，做一些包括技术上的、深入的调查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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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中心医院官网，殉职医生仍在“门诊安排表”中

2020
03/14
16:30
健康时报客户端

记者在医院官网的“门诊安排表”中发现，在“南京路专家坐诊安排”中，已殉职的江学庆医生是周二上午出诊，已殉职的梅仲明医生周二上午门诊，已殉职的朱和平医生周五下午门诊。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杨小明 郝倩玉）2020年3月14日上午，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登录武汉市中心医院官网发现，在医院官网“门诊安排”中，已殉职的医生梅仲明、江学庆、朱和平仍在门诊安排表中。其中在医院官网首页的“知名专家”的介绍中，江学庆医生信息仍在滚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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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在医院官网的“门诊安排表”中发现，在“南京路专家坐诊安排”中，已殉职的甲状腺乳腺外科江学庆医生是周二上午出诊，已殉职的梅仲明医生周二上午眼科门诊，已殉职的朱和平医生周五下午眼科门诊；在“后湖专家坐诊安排表”中，江学庆医生是周一上午门诊，梅仲明医生是周一上午眼科门诊，朱和平医生是周三下午眼科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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