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的回忆，玛丽莎的悲伤 2020年中秋节的晚上，武汉人张莉正在餐桌与厨房间忙碌着。她把香肠、腊肉一盘盘地端上桌，而在桌边，丈夫与孩子正在闲聊，欣赏她白天在户外拍摄的照片。自春天张莉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后，这样普通的场景已一度很久不曾出现。“经历了死亡边缘的挣扎，经历了封城、隔离，如今我能在户外散散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和家人一起过节、吃顿团圆饭，就已经很快乐、很知足。”张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而远在大洋彼岸，美国人玛丽莎·斯奇比利亚的感恩节却笼罩着悲伤的灰色：她的父亲因新冠肺炎而离世，再不能和家人分享火鸡与南瓜馅饼。“在我们的餐桌上，他的位置从此将永远空空如也。”玛丽莎对着CNN的镜头讲述道，“我情愿余生的每一刻都戴着口罩，假如这能让我的父亲回来。” 拥有类似经历的张莉和玛丽莎有千千万万，而她们背后是中美抗疫截然不同的路径。张莉直面新冠病毒的一刻，正是除夕夜。那天下班后，她有些发烧，但直到进医院前，她都不相信新闻里反复提到的那种病毒会跟自己有瓜葛。而医院里人山人海的场景也吓到了她：“有的老人甚至抱着被子来，以便在漫长的等待期间可以找地方躺一躺。” 那段日子是艰难而慌乱的。由于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张莉暂时无法住院，只能在自家一个空房子里自我隔离。“那是32楼的一处房子，上下几层都没有人住。一到夜晚，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人。”她回忆道。最绝望的是一天晚上，张莉发烧到39摄氏度，打电话叫救护车，却被告知前面有超过500人在等待。当时，她设想了最坏的结局，甚至写下一封遗书，随时准备发给自己最好的朋友。“我没有发给爱人和孩子，是因为怕他们无法接受。”她说。 好在转机很快到来。2月8日，张莉在电视上看到，武汉开始建设方舱医院。不久，她和其他十几名患者一起被接到武汉体育中心改建的方舱医院。“我记得那天武汉飘起了雪花，但却是我心里最踏实的一天。”这名武汉女子回忆说，最让她感动的是那里的医护人员——为了不浪费珍贵的防护服，他们每天超过十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有的护士甚至穿着尿不湿照顾病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是上半年在抗疫一线战斗过的医生。他对《环球时报》记者总结说，要切断传染源，仅靠医院是做不到的，防治传染病需要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他说，武汉最初也采取居家隔离模式，但很快发现无法切断传染链条，于是开始严格封锁、禁止出门，后来又建了方舱医院。三四月份时武汉新增病例大幅度下降，要归功于“没有任何死角的管理”。“当时的管理非常严格，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严酷的。但这又是必须做的。” 有观点称，中国的抗疫模式是一种威权政府行事方式，无法为民主国家所模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纽约时报》11月的一篇文章称，中国所代表的严格管理和科学支持的方法在韩国、日本、新西兰等民主国家被证明行之有效。不过，该文同时用“极端共产主义模式”来形容，称前述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自由。 事实上，在武汉的疫情得到控制后，当其他地方再度出现少量感染病例时，中国的应对方法立即调整为迅速的大规模检测外加通过手机和软件追踪，以便及时发现并隔离感染源，进而使各地的感染率控制在接近零的水平。像今年年初那样的大规模封锁，之后再未出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很快恢复正常。 “我很高兴现在在中国可以放心地出门吃饭、逛街、见朋友。我也不认为戴口罩、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是对自由的限制。”张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她认为个人自由和对社会集体的责任应该是相伴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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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驻在平安夜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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