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效应和加剧竞争 曾经往北京、上海“奔”的人口，究竟去了哪些地方？ 除了同为一线城市、落户政策相对宽松的广州、深圳之外，大幅放宽落户门槛的杭州、宁波，以及落户政策较为宽松、房价偏低的长沙、佛山等地，成为人口选择的新方向。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和2012-2015年这4年相比，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已经形成，人口马太效应越发明显。 2012年到2015年，在万亿GDP城市中，除北京和天津之外，其余2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不超过百万人，但到了2016年到2019年，尽管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在减少，但是常住人口增量超过百万的城市已经有7个。 哪里的人均收入更高，哪里就更容易吸引人口流入。因此，不少长三角城市、珠三角城市，以及中部的长沙等城市，吸引了更多人口流入。 以长沙为例，2020年，长沙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77.60元，同比增长5.7%。这一收入明显高出同为中部大城市的武汉，加上较低的房价，长沙的人口增长在“十三五”期间有一个大的飞跃，2016年到2019年常住人口增长96.27万，较2012年到2015年的34.11万增长接近2倍。 但是，离北京较近的天津，却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速较低，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从2012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增幅接近200万（23个城市中排名第一），大幅下落到2016年到2019年的14.88万。常住人口增量较低的城市还有南通、无锡、苏州等地，2016年到2019年增量均不超过15万人。 不过，也有例外。2020年，重庆人均可支配收入30824元，在23个城市中排名偏低。但重庆2016年-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为107.77万，较2012年-2015年的97.55万有一定增长。在这背后，是重庆受益于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一方面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速度较快，另一方面不少外出打工人员随着当地工业的发展回流，促进了当地常住人口增长。 不过，偏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使得重庆仍然是人口流出大市。根据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看，在23个城市中，重庆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超过109%（即户籍人口是常住人口的1.09倍），南通超过103%，均表现出明显人口流出的特征。此外，合肥、西安、福州、成都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比例也超过九成。 与之相反的是深圳，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不足四成。此外佛山、上海、广州、北京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也在五至七成之间，这一方面显示出这些地区外来人口较多，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如果进一步放宽落户，这些城市有望吸引更多人口流入。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十三五”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人口对于不同城市选择的“风险偏好”也较高，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发展机会是人们最为看重的因素。 但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加上房价的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人们的追求趋向平衡，拥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宽松的落户政策、易居的城市，成为吸纳人口的“明星城市”。 在“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的局面将更为复杂。首先，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由于老龄化的程度较高，上海、南通等城市已经跌入负增长的局面，2019年苏州、无锡等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已经不足3‰。因此，这些城市更为依赖外来人口流入，否则将逐步跌入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局面。 其次，户籍人口自然增长较快的城市中，也只有深圳、泉州和佛山在2019年超过10‰。这意味着，未来大城市对于人口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一方面，放开落户或成为几乎所有城市的必然选择，差别只是在于速度不同；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竞争也引发对于人才的竞争，城市或将对高端人才开出更高“价码”。此外，为了吸引并留住人，控制房价、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也成为城市人才竞争中的重要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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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驻在平安夜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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