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坐到记者面前,周文山说,正好把之前的经历都梳理一遍。 社区服务中心有十多个职员,除了一个人专门负责数据,其他人都忙些琐事。辖区内有一万多人,有的居民会提出稀奇古怪的需求。有的明明60多岁,子女只住在一公里外,可非说自己已经80岁,要社区给他送菜去。周文山内心觉得不应该,但他担心投诉。只要有居民打市长热线,甚或有直接报警的,他们都要交书面材料。 没疫情的时候,对居民提的要求,社区干部会做入户核查,一般只有无子女的孤寡老人、残疾人,才能享受特殊照顾。可是,周文山现在不愿意差人到居民家去。那些送药送菜的需求,只能先答应下来,给居民送到门口。 他说,腾不出人手去做消毒。即便有志愿者愿意去消毒、与病家接触,周文山也不会放行。这是有感染风险的事,即便志愿者不责怪他,他们的父母和朋友也会打市长热线、报警。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他感慨。 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是腊月二十九,有外地人到社区服务中心来,想请他开个证明。他们以为社区能批准他们离开武汉,但周文山开不出证明。他当时还想,等疫情过去,这些人能回家过元宵节的。 大年初一晚上开始,周文山住到了他位于社区服务中心二楼的办公室里,此后的二十多天,都没有回过家。他的手机总连着充电宝。春节的头几天,大量的病人家属打不通“110”“120”,就打他的电话——他的电话写在社区的公告栏里。 最紧张的时候,是正月初三、初四,他没有怎么睡过觉。那两日武汉落了小雨,到初五,就转成了雨夹雪。周文山挂了一个电话,能看见刚才没能打进来的,回拨过去,那一端是对他的哀求:我在屋里头,烧得快要死了。 但床位太不够了,他只好对病人们说,我们社区只有这点条件,我明天给你上报到街道啊。 那段时间,周文山不脱鞋睡觉,也不关灯。 有的女病人在家生病,社区里帮不到她。她的女婿先到社区服务中心来骂了一场。第二日,仍然不能住院。她的女儿跑来社区,摘下口罩,哈出一大口气。 2月2日,“松动了”。这一天开始,病人陆续住进了医院。可周文山感到疲倦万分:之前深夜来电,有发烧的人攻击他,说他不为他们服务;病床供应增加以后,甚至有人夸大病情,想赶快住院;还有的人想给周文山送钱,这让他感觉受到“侮辱”。 最近,周文山在给老年人送菜。他说送菜挺开心的,虽然爬楼累点,但老人们都感谢他。 [六] “防护服不可能按照量来送。”街道办事处主任刘宁对记者说,“区里只是大致估计一下各街道的需求。有时候,为了省防护服,接完病人就在楼下站一会。这样能省下一套。” 省防护服的是刘宁自己。他替区政府解释,要求基层干部亲自运送病人的理由是:到了医院的接待处,病人之间为避免交叉感染会主动站得“非常分散”,需要有人维持秩序。 刘宁与负责开车的城管队员去过两次方舱医院。2月15日上午,刘宁在街道办事处的走廊里踱来踱去,给密切接触者打电话。社区书记搞不定的密切接触者,也要转到刘宁这里。 但刘宁说,他没有社区干部困难。“他们与无数的人打交道,我们只与有限的人打交道。” 特殊时期,社区办事处原有的建制打乱,分成运输组、物资组与数据组。运输组调度改装过的城管车辆,作为临时的救护车运送病人;物资组要给隔离点的患者送日用品,从区政府运回酒精和成箱的中药,再分发到各个社区;数据组实时更新各社区的病例情况,包括体温、核酸检测结果,每个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 数据组的王佳在区疾控中心的微信群里。最忙的时候,群里会在深夜跳出信息,说是某个医院有床位,请各街道上报病人最新情况。王佳忙不迭地给区疾控发邮件,包括辖区内重症患者的个人信息和胸片。王佳总觉得,自己在与其他街道比拼手速。 那段时间,为了确定上报名单,刘宁和王佳要给各社区上报的重症病人排队,分出轻重缓急。刘宁说,各个社区书记在材料里的口风不一样,有的特别紧张,有的可能在辖区里收集到太多病例,描述时反而轻描淡写。 一开始,刘宁会找街道卫生中心的人看一下胸片,但后来中心主任染上“新冠”病毒,就再没有多余的医生帮他干活。 刘宁是哮喘患者,“对咳喘的事比较了解”,于是他自己给重症病人家属打电话。有时候他也会想,错了怎么办,“那只能尽力而为吧”。 他说起一个35岁左右的“新冠”患者,有哮喘的基础病,“我还好,”病人在电话里说,“把床位让给其他人吧”。 过了一会,病人的妻子给刘宁打来电话,边说边哭。其实这个病人的情况不太好。后来,刘宁把他送去了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方舱医院刚开始收治病人时,有几天,接收重症病人的定点医院还比较满,刘宁想让辖区内的病人都及时住进医院。 “住进方舱要测静态血氧饱和度,”刘宁回忆,“我就和病人们讲,去的路上平心静气一点,不要急躁,一躁血氧饱和度会下跌。” 2月15日,刘宁有一件事想和区政府汇报:辖区内有一名不到30岁的尿毒症患者,核酸检测阴性,但属于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新冠”病人。他不愿意去方舱医院,理由是不方便去另家医院做透析,而且有交叉感染的风险。刘宁想问下区里有没有折中的办法。 他的另一桩任务是筹备封闭小区。在刘宁的辖区内,不少居民楼的楼栋直接面向马路。只好组织一下,把马路也封起来。 街道办事处主张封锁马路,这天下雪,要趁路面结冰做完。
千头万绪的事等着他们去做,消毒只是其中一件。 “疫情”暴发以后,只要是有人在家死亡,无论是否有迹象显示与“新冠”有关,都要对房屋内部进行彻底的消杀。坐在王佳斜对面的郑云,就负责收集社区人员的去世信息,对接区疾控去消毒,给他们协调车辆。 她还负责核对密切接触者。当一个病例确诊后,区里会先找病人了解情况,然后把密切接触者的名单发送给她,她打电话复核后,重新上传。过一段时间,区里会给王佳一个确定版本的密切接触者名单。王佳再把名单分发给各社区,说服他们接受隔离。 但作为“其中一件”的消毒,此刻在居民眼中无比紧迫。 刘宁交办郑云,联络下可以做小区外部消杀的第三方机构。在前述工作的空隙,郑云打了几个电话,第一个说自己正在隔离点干活,第二个关机,第三个说,消杀一栋楼的价格是700元。郑云觉得有一点贵,她拿不准由哪项经费出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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