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后的村庄 我的老家陈村,和隔壁2000多人口的S村,原本隔着一个河沟。 陈村的村民,一直对李支书的“霸沟”有意见。 “两村河沟是共用的,那个李支书不打招呼,河沟填平也租给工厂了,咱村人都很气愤”。 不过,“铁腕”治理下的S村,倒是处处显露着“明星村”的不凡气场。宽阔的村民广场、林立的居民楼,四十多家企业入驻村里的工业园,厂房延展,望不到边际。 在S村文化广场旁,社区警务室、居民委员会、防范和处理邪教办公室、村委办公室,一字排开。进了S村委会办公室,奖状奖牌挂满了一面墙。李支书被抓后,如今新的代理支书在负责村里工作。他坦陈,自己在“村霸”风波后思考了很多。 “村里的外来企业富裕了,村干部怎样带领村民富裕?很多企业在优惠政策下引进来了,享用村里的公共资源,却不愿招聘本村村民该咋办?村民和企业的矛盾,积少成多,如何能够化解?” 学者认为,村庄共同体由自然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构成,现代化建设中要警惕边界的解构,维护好村庄共同体。 如今,资本携资金、技术、劳动力进入乡村,获得经济效益,占用着公共资源,却经常会出现游离在村庄共同体之外的情况。 从S村回来的路上,碰到我村的赵支书,他和几名干部正从一家村企业出来,笑说自己在“化缘”。原来按照风俗,年底村里要请当地百姓喜欢的豫剧团来唱戏,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包一天戏需要六七千元,村里的企业大多会赞助。 我村的赵支书说:“村里十几家企业,大都主动乐意出钱,和村民沟通感情,也是社会责任感嘛。”村委会门口,海报贴出企业的捐款数字,也在传递着某种文化和情感的融合。 村庄和外来企业的文化融合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到贺雪锋《新乡土中国》说的半熟人社会,被工业化进程裹挟的村庄,面临社会转型的新乡土形态。 企业工厂入驻村庄,原本是好事,然而,如今村民们抱怨不断。 大卡车压坏了村民自修的道路,外来工人与村民争用健身器材,个别会偷玉米瓜果,甚至乱倒垃圾,污染环境。乡村熟人社会的构成、人们之间的互惠原则都面临挑战,村民和外来企业如何凝聚整合村庄共同体? 一个值得对比的信息是,“村霸”被抓的隔壁S村,工业园区很多是江浙等地的外来企业,工人构成中本地村民较少,相互依存程度差。 而我村的企业规模小,多是本村村民开办的陶瓷厂等,同乡间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在请剧团唱戏等村庄文化事务上,同乡企业主更有“家乡情怀”,捐款最积极的正是这些土生土长的企业主。 农历十一月初八,陈村请戏班子来唱了三天戏,很是热闹。戏台旁的村委会,贴出了企业捐款的红纸海报。1000元,2000元,唯一没有捐款的企业,是一家国有的变电站。 村民有点遗憾地说:“这是大厂,征的村里地,从没给村文化活动捐过钱。” 赵支书说:“捐献是自愿的。问题是,村企业发展好坏,往往跟村民没关系,我们现在想着能发展集体经济,如果大家入股办工厂,企业效益也能造福村民”。 曾经,大卡车轰鸣穿过村庄,压坏了大家集体修建的道路,今年春节前,陈村的村民坚决地做了一件事。两个大石墩在村口竖起,只能容纳小汽车通过。 没有传说中的“村霸”,村庄安宁了,新的问题还在考验着乡亲。 站在表哥俊杰的坟地前,站在田野的泥土上,我眺望着熟悉而陌生的村庄:车水马龙的乡村公路,一家家拔地而起的工厂,我心里默念:哥,保重。 上完坟,亲人们聚在一起商量,500元酒抵用2800元欠债要不要。这个事讨论了很多天,大家都知道,实在不合理。而最后,每个人还是同意了。 在多年的等待后,在这个春节,我的妈妈终于要回了一箱酒和1000元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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