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窄的空间里放着一台老旧台式电脑,是他前几年买的二手货,运转的时候嗡嗡直响。为了查资料,他几年前开始从头学起了电脑,现在已经用得很熟练。 早些年,余发海和妻子儿女一家五口人住在街道上的一间平房里。退休前,他做过治安民警、派出所所长,下过基层,也进过机关,是公安局里的骨干力量,还曾因破过一起大案得了一等功勋章。 2003年,积劳成疾,余发海患了肾病。双肾坏死,必须做肾移植手术。但家里没钱,他想过“老牛拖破车,哪天死了就算了”。 单位知道他的病,就让他去医院进行肾配型,没想到不久便找到了合适的肾-源。公安局内部组织了募捐,其余部分夫妻俩管亲戚借,才凑齐手术费。 出院后他仍需靠药物来维持。一天五次药,卧室的架子上放着各种各样颜色的药丸。每天晚上睡觉前,他还得给自己打一针。 在书桌上,有一张一米长的生化检查记录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他从2003年到现在历次检查的身体各项指标情况。 2005年,公安局将在病休恢复期的余发海从基层派出所调回机关科室,派他去羊楼洞墓群进行红色考察,算是个闲差。但没想到,他却一头扎了进去,变得比工作还忙上百倍,几乎不着家。 按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每个月付完医药费后,基本就所剩无几。他擅作主张,没经过妻子儿女同意,就把原本要给儿子结婚的老房子卖了,一部分用来还钱,一部分用来找烈士的家属。 找烈士家属比想象的要更艰辛,花费也更大。火车票、打车票、住宿费、吃饭,每一笔都是不小的数字。 找胡金海家属时,余发海从妻子口袋里偷走两百块钱,这原本是过年要给孙子的压岁钱。妻子生气又无奈,“你真是吃家饭喂野食。” 十几年来,余发海家里的老本基本都花光了,“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对不起我的儿女。别人家父母都是给孩子们留财产,我却是不断地消耗家里的财产。” 这些年,余发海也受到了一些压力。妻子曾直言:“你做的这些事,你愿意做就做,但千万别把这个家牵扯进去。你出了事,你一个人负责。” 为了保护家人,他一个人住。早午饭随便下点面条吃,晚上去女儿那里吃一顿晚饭,再回自己家。 每次出去寻亲,余发海都会随身携带病例,以防不测。 有一次,在返程的路上遇到了大暴雨,余发海被淋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到家之后高烧了一天一夜。 妻子对他说,“你早晚有一天要把命丢在外面。谁要你去的,你自讨苦吃,你活该,谁会感谢你?” 李萍是湖北荆州烈士冉性初的儿媳,也是142位烈士家属群的群主。去年她前往羊楼洞扫墓时,在余发海家中看到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和满桌子的药,不免有些心酸和同情,“从没想到余警官自己的生活会这样窘迫。” 只有在那座属于自己的“陈列馆”里,余发海最有归属感。 “陈列馆”分为几个系列,每个系列都有十几本,按年份标着序号。一套是车票册,红红蓝蓝的贴满了他从2005年到现在每次去寻亲的火车票。一套是烈士的资料,打开里面是被他剪剪贴贴出来的资料,以及一些函件和档案。 还有一套是邮寄单,从两毛钱到二三十块钱,一页页翻过去都是这十五年来的点点滴滴。他甚至还保留着每次的打车票、大巴票和给烈士家属洗相片的底单。 另有一套则是这十五年来每一家报纸对他的报道,他都连着报头完完整整贴好,按时间排放。 对着每张纸,他都能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他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仿佛那些东西就是他这一生全部的意义。 “这些说是要报销,十五年了。我收藏着,也是我这些年的见证。我要是死了,我老伴儿一把火就烧了。”余发海长叹了一口气,把这些泛黄的本子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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