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可以确定，北京的蒿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山上，风一吹，花粉就涌进城区。欧阳昱晖说，其实早在1960年代，蒿属花粉就已经被确认为北方地区最主要的花粉致敏原。2017年她在一篇论文里做了更细致的比较，以北京、包头、哈尔滨为例，代表华北、西北、东北，发现包头的蒿属花粉浓度是另两座城市的4倍，浓度最高的一天居然有12914粒/千平方毫米（超过800粒就是花粉浓度最高等级“极高”，超过一万可以说是爆表了）。
一位来自包头的鼻科医生后来跟我说，“这个蒿草啊，它的分子量很小，花粉很轻，你在北京就能保证你吸入的花粉不是我们内蒙的？你想沙尘暴都能过去（北京），何况是我们的花粉呢。”这个假定让我很震惊，但我只从一篇2017年发表在一本气象杂志的英文论文《北京蒿属花粉的传播途径和来源》（Transport pathway and source area for Artemisia pollen in Beijing, China）里找到相关信息，论文给出的结论是，北京市和河北省的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是北京蒿属花粉的潜在源头。我决定去包头看看。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九月出发去包头之前，我有过这样的担忧：我对蒿属花粉过敏，而包头的蒿花粉浓度比北京还要高，那我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如果病情加重了怎么办？当我忐忑地抵达包头，住了好几天后才感觉到，我在包头并没有加重过敏，或许出于某种心理落差，似乎比在北京还呼吸顺畅。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简称“包医二附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秦龙也是一名蒿属花粉过敏患者。但最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他40岁出头，是地地道道的包头人，“我本人将近有快30年的过敏病史。”他说，以前包头哪有什么过敏原检测，大家只知道，老流鼻涕就是过敏性鼻炎，上药店买点过敏药就行。而当时的过敏药一吃就犯困，有一回秦龙吃完药，去营业厅交电话费，回来怎么也想不起来，钱到底是交了还是没交。直到2018年，秦龙已经是一名耳鼻喉科医生，医院引进了过敏原检测设备，他亲自做了检测，这才知道，折磨了他快30年的过敏原是蒿属花粉，还是6级重度过敏。
秦龙是那种精力充沛、和病人相处起来就像朋友一样的医生。无论什么时间，在开车还是在接受采访，都会有病人给他打电话。他建了好几个患者群，群里每天都有各种问题，他几乎每条都会回复。一到雷雨天，他还发朋友圈提醒大家，赶紧关窗，不要出门——理论上雨可以冲掉花粉，但雷雨的雨点大，只能冲掉10%，剩下90%的花粉则会溶解破碎，从几十微米变成几微米，能轻易进入下气道引起急性哮喘。2016年10月的一天，墨尔本就发生了一次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雷暴哮喘，有8500人次哮喘发作，其中11人死于哮喘。
也是2018年，包医二附院从北京同仁医院引进了花粉监测技术，花粉采集器就放在他们医院九楼楼顶，几个医生轮流值班，但用来数花粉的显微镜是一个机龄50年、最大倍数只有150倍的老显微镜，相当费眼睛了。而且内蒙古多风沙，粘花粉的载玻片有时很脏，沙尘颗粒覆盖了花粉，难以辨认。秦龙说，“包头周边有好几个沙漠，南边有库布齐沙漠，北边有希拉穆仁草原，我们市里还有一个赛罕塔拉城中草原，这些地方的蒿都特别多。”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4015150617/1000包医二附院的医生在数花粉 李婷婷自从包医二附院开始在公众号上每日播报花粉浓度，有患者一进门就会对秦龙说，“大夫，你不用看，我对蒿过敏。”秦龙说，无论是患者还是当地政府，都开始重视蒿过敏，“从今年开始，市政府在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组织大家去拔蒿了，过去有句古话，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我是头一回听说拔蒿——就是人工一棵蒿草一棵蒿草一棵蒿草地拔——听起来有点笨拙，毕竟蒿是杂草，哪哪都有。但拔蒿这事儿今年在包头市区已经执行了六轮。最后一轮在9月4日，地点是赛罕塔拉城中草原，参加拔蒿的人有200多，当地的一篇报道写道，“这个季节的蒿草已经具备了非同小可的韧劲，已非单纯人力可以拔除，因此本轮蒿草清除作业采用了高效的人机协作模式，负责扫边机（一种割草机）的作业人员为‘前锋’，负责手工拔除的人员后方作业（戴着口罩、手套全副武装），负责清理的人员紧随其后，及时将蒿草装袋外运处理，避免草籽洒落。一上午的时间，大家清除蒿草近10万平方米。”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4015150632/1000赛汗塔拉城中草原被拔过的蒿草地 李婷婷
位于包头市区、有1万多亩的赛罕塔拉城中草原是这次拔蒿行动中“重点当中的重点”。那是一个免费的超大公园，大家常去散步、跑步、骑单车，而公园里就竖了一个牌子：“全民共同治理蒿草，共建清新健康环境”。我从南门进去时，发现沿路有的土地裸露了一小块，公园的园林科负责人——一位没有做过敏原检测、但自认对蒿属花粉过敏了10年的女士告诉我，那就是拔过蒿的痕迹，但明年蒿照样会长出来。如果不拔蒿，且不说游客，她“闻见那个味儿就呛得不行”（这浓度得多高才能闻到蒿的味儿，我就从来没闻到过）。公园其实从2018年就开始内部拔蒿了，因为超过60%的工作人员都过敏，“好几任大领导来之前人家没有过敏，但是到两三年全是带着鼻炎走了。”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4015150634/1000公园里治理蒿草的提示牌 李婷婷
在包医二附院，我见到一位参与过拔蒿、儿子是蒿属花粉过敏患者的张女士。当时她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组织要去山上拔蒿，出于对蒿草的痛恨，她立即响应，“我能拔点是点。”但蒿草的根在土里扎得深，就算戴着手套也不好拔，得用小铲子铲，“这一拔就抖得厉害，花粉撒得满地都是。”万万没想到，拔完蒿回来，张女士也过敏了，鼻子难受了两天，吃了儿子的药才好转（秦龙医生：这也是要量力而行啊）。
几番引荐之下，我辗转找到了拔蒿的组织者，包头市住建局的侯科长。他如实告诉我，拔蒿只是今年包头市政府“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若干件事的其中一小件，“最近几年大家都知道蒿草挺烦人的，影响好多人健康。”虽然侯科长最初也有担忧，拔蒿要是破坏了生态怎么办，为此还咨询了园林专家（专家建议割拔结合，割的话能留下一小茬草，不至于秃了），但后来证明他多虑了，第一轮拔过蒿的地方，下一轮过去又长出新的蒿，“生命力太强了。”即便蒿再难对付，侯科长觉得今年包头的拔蒿行动效果显著，他对比了今年8月和去年8月的花粉浓度，“月平均数对比一下，去年是310（粒），今年是193（粒），是不是很有说服力？”
一趟注定无法找到答案的旅程
其实，包头拔蒿只在市内的绿化带、公园进行，拔掉的蒿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包括包头在内的整个内蒙古，有“九大草原、五大沙漠、四大沙地”，它们才是热爱干旱的蒿属植物的天堂。而且在这里，蒿不再是边缘的杂草，而是当地的“治沙功臣”。
从1950年代起，包括内蒙古在内的西北地区就开启了防沙治沙工程，后来范围扩大到华北、东北（统称三北地区）。我找到了一本2001年由国家林业局宣传部出版的《防沙治沙基本知识问答》，书里写道，在选择治沙植物时，灌木及半灌木的前两个选择，就是油蒿和籽蒿（蒿属植物的其中两种，俗称沙蒿）。它们适应沙地的能力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籽蒿的种子遇水溶胀后，可以粘住沙粒，变成种子团，能抗风；油蒿的生命力更强，种子撒在沙地上，47小时就能发芽，62小时后发芽率达到了81%。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4015150624/1000沙蒿 东方IC
虽然不知道防沙治沙工程中到底种了多少沙蒿，也不清楚三北地区到底有多少蒿属花粉过敏患者，但这事早被讨论过。2017年，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有记者提问，过敏性鼻炎高发是否和防沙工程中固沙植物沙蒿相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回答，“沙蒿是我国防沙治沙的先锋植物种，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沙区就开始大面积种植沙蒿，但那时候沙区群众的过敏性鼻炎状况并没有现在那么严重……近年来，虽然沙蒿过敏成为沙区个别地区的热议话题，众说纷纭，但截至目前，尚未有权威机构证明，沙蒿就是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病患者的真正过敏原。下一步，将与卫生等部门开展相关研究。”
后来，我认识了“三北地区过敏性鼻炎自救联盟”的组织者何彦兵。这位今年50岁、对蒿属花粉过敏了近30年的陕西大汉，因为年轻时总流鼻涕，经常被人嘲笑，“过了10年，嘲笑我的那批人也开始过敏了。”和过敏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何彦兵吃过亏，他曾试过一种 “偏方”，虽然有用，但身体会浮肿、变胖。现在，他给自己打造了一个隔绝蒿花粉、铜墙铁壁般的“小南方”——无论在家里还是在他妻子开的150平米茶叶店，他都装了全封闭的新风系统，并在后者里安了一座假山，设计了一条循环水系，种了大量不开花的植物，让室内稳定在温度26-28度，湿度60%-70%，就像来到了湿润、干净、少有蒿属花粉的南方。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4015150633/1000何彦兵设计的循环水系统 何彦兵一旦非出门不可，何彦兵也尽量把这个时间控制在一两个小时左右，出门就带上“猪鼻子”（一种只罩住鼻子的“高科技”口罩），夏天也长裤长袖（不让蒿花粉有一丝触碰他的机会），随身备着过敏药和哮喘药（他已经哮喘了25年）。正是做到这般地步，何彦兵说他已经三年没吃过药了。
何彦兵身上有一种让人不知道该如何理解的执著。2011年，为了证实三北地区有很多蒿，并且真的致敏，在过敏季，他和朋友开着车，从陕西一路向北，抵达内蒙古最北的满洲里，再往东南开到山西——西北、东北、华北——他一路过敏，一路吃药，“基本是凭意志坚持下来的。”几年后他在过敏季又往南方开，“过了长江马上就没事了。”何彦兵说，“蒿在湿润的地方就活不了。”